巴金：三幅肖像
不久前，画家于云洁拜访了我，高兴地告诉我他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也为他感到高兴。我知道他所说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在11年内纠正不公正的案件，也不意味着实施智力政策。这些应该早日得到解决，他的公民权利早已恢复。他说的是，被归类为“右派”的错误案件现已得到彻底纠正，对与错终于得到澄清。他从已经落在头上二十两年的岩石上掉下来，可以抬起头环顾四周。当然，他感到放松。他开开心心地谈论了自己的计划，他计划做很多工作。我认为他仍然有野心，他是一个不断期待的人。
送走这名画家后，我仍然在想他。去年九月，艺术家的短篇小说《巴金三画像》在香港《文汇报》的《百花周刊》上发表。他说的是实话，我和他之间的友谊与画像密不可分。
我什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一天，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赖少奇同志对我说，他想介绍一位画家给我画像。我们约好了，于运杰同志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人们似乎很诚实，不会说话，没有风格或声望，并且有艺术家的气质。我记得那是在楼下的客厅里。他花了四天半的时间。我坐在椅子上打do睡。一点也不觉得烦。这幅画完成了，他签名并给了我。我感谢他，把画挂在我工作室的墙上。老实说，我不喜欢这幅画像，但我不能怪画家。我正在打the书。我对艺术家本人印象深刻。
我老了。画家也改变了。他似乎更胖，矮一些，更像一个艺术家。他亲切地微笑着说：“我会再次吸引你，好吗？”
论坛结束后，画家有一天来到我家做客，并谈论肖像。他说：“我上次给你画像了，我还很年轻，现在我已经成熟了一些。这次你也经受住了考验。让我为你画一幅画像作为纪念。”我同意。他还说：“这里有很多麻烦，所以请到我家来。只需半天。”他还说：“您仍然穿着这件蓝色衬衫，甚至不刮胡子。”
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他家。它确实是油画家的工作室。房间里满是他的画作，并布置了一些家具，使人们感到舒适。我只坐了一个半小时，他的画就完成了。那是6月4日，他说：“只要写下5月23日即可。”一周后，画家和他的妻子将油画寄给我，我们将这幅新画在我的房间里挂了十年。 ，在两个月前才解锁的工作室的墙上。艺术家看着这幅画并添加了一个解释：“您在5月23日的研讨会上指控四人犯罪。”我认为他是对的。
这幅肖像已经在我家挂了近两年了。当我的朋友看到它时，他们都说它看起来不像，说脸更长，人更瘦。但我喜欢它。我认为这显示了我当时的心态。我当时在指责，我很生气。我就是这样
但是画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几个月后，他再次来找我，建议我再画一幅肖像，在画中写出“真实的，炽烈的心情”①，画一幅年轻的画。他的善良和热情让我感动，所以我同意不便。实际上，我对大多数人所说的“复兴青年”有自己的看法。从去年4月7日起，他将绘画带到了我家。正如他本人所说，“在我的工作室里花了六个半天”。他很紧张，真的很努力。
他的画作完成并被送到华东肖像展。我向他表示祝贺，但我仍然说我更喜欢油画头。我祝贺他成功地画出了自己的精神状态，表现出他的“快乐”，他的“勤奋”和他的“对我们时代的信心”。他画的不一定是我，应该是他自己。我只是画家的主题，画家的野心在银幕上活跃着，画家对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站在这幅画的前面，我感到神清气爽。画家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更成熟，更勤奋，更自信。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复兴革命青年”，有时是指我，更多是指别人。就我而言，我考虑了几个月，得出一个结论：我没有“恢复活力”，也没有“变老变强”。我只能说我仍然有很大的生命力。在“四恶”泛滥的时期，我的活力没有减弱或下降，但我无法工作，不得不以其他方式消耗掉它。当时，“*”和党的其他成员竭尽全力使我活着，但我竭尽全力使自己活着。在想要生活与不想生活之间的斗争中，不可能拥有旺盛的生命力。粉碎“*”之后，我的生命力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我可以从事正常的工作和写作。当然，我必须毫无保留地使用我的全身力量，更不用说我现在正面临严峻的现实。 ：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做好我想做的一切，写出我想写的所有作品，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因此，激励我今天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好局面，而且还在于我体内仍在流血的内伤。老实说，我笑的时间不会比笑的时候多。
那天云杰同志离开后，我关上门走到院子里，还在想着他。我突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话：“他的生活艰难到难以形容的地步。”这是关于云洁同志那段时期的生活。我以前不知道看来他真的很坚强。在与他接触的两年中，我没有感觉到1957年对他的阴影。我一直把第三幅肖像上的笑容视为他自己的衷心和幸福的笑容。现在，一句话告诉画家这22年来画家的悲惨经历和歧视。 “右派！” “解散右派人士！”将来，将不再有“纠正的右派”帽子。那么，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也应该结束。
三月17
那是在1955年10月。我似乎再也见不到画家了，从没去过他。无论如何，无论您是一家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谁还有时间与您认识的人交谈？经过反右派斗争，听说余云洁同志戴上了右派帽子。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就像一个书呆子，不问政治。他怎么会疯狂地进攻党？但是，那时，我什至不愿当诱饵，所以无视余运杰同志的事，甚至忘了他。这样的日子过去了。
但是直到*开始时，油画像还是一直挂在我的工作室里，当时我俯身一旁，等待反叛者洗劫房子，我把它拆下来，并没有让反叛者看到它，所以它也是给我。已保存。前一年（1977年），我参加了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我在友谊电影院门口遇到了画家。我高兴地和他握手，告诉他：“ 22年前，你给我粉刷了。就像，它现在仍在我的房子里，根本没有损坏！”这确实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在我过去11年认识的人中，哪个家庭没有几次洗劫*分子或红卫兵？ “灾难”中保留了哪些文化事物？我烧了我保存了40年的哥哥的一百封信和我哥哥的死亡书（我要求我的9个姐妹烧掉）的副本，我将其保存了35年，但实际上我保存了这幅“反动派”的“反动权威”肖像，竟令我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