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鞋癖

我也在暗中思考：父亲，别活着-尽管这种想法使我深感恐惧，而且我感到叛逆和残酷。

妈妈的哭声并没有缓解门外的表情。他们仍然从容地阅读报纸和煮开的药，从容地扫地和洗地板，在阴影下拍打蚊子，看着女人继续表演。在我的耳边，那天晚上来来往往的bab啪声似乎是一个平静的掌声，欢呼着新生活的开始。

妈妈开始了一个更雄心勃勃的搜寻计划。她拉起姑姑，每天早晨带上干粮和水，并戴上草帽和遮阳伞风扇。两人并肩作战。我在家做饭，等他们回来。在我快要绝望的第二天，母亲安静地出现在门口，抬起头，眼睛异常闪亮。邻居们听到风也冲进了我的房子，椅子吱吱作响并移动了。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母亲身上。她扭过头，完全没有理these这些家伙。姑姑认真地说，他们拜访了湘江下游约十公里处的一位农民妇女。这位农民妇女说，一个多月前，一具男性尸体在岸上漂浮。在农民妇女的指导下，我的母亲和姨妈在河滩上发现了一个临时坟墓。有一阵子，他们找不到工具，所以两个人用手指捡起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的母亲在泥泞的泥泞中捡起了她熟悉的衣服的一角，还捡起了满是泥浆的嘴巴-我想那个男人曾经痛苦地折磨着世界吗？

“我怎么能断定是他？”一位姑姑不愿接到美国或*的电报。

母亲激动地看着，宣布了什么结论？这里有他的鞋子，适合的时间，当地警察局拍摄的照片，还有他的羊毛背心……有放屁吗？他死了！死了！

妈妈的鞋子上沾满了黄色的灰尘，变成了泥泞的外壳，右边的鞋子前面开花了，露出了大手指。她用优胜者的眼睛瞥了一眼那些面孔，看着他们如何回避地表达对迟到的信任，理解和同情，看着他们在等待了很长时间后感到沮丧和无聊。妈妈赢了

大姐开始哭了。

哥哥开始哭了。

妈妈也哭了。我们全家有权放声大哭。我们哭得松了一口气，甚至还带着一点喜悦–哭声是一次胜利和庆祝，以确认我们父亲已去世。

但是我父亲再也不会在那里了。他于1966年9月27日失踪。这意味着当我们吃早餐时，他将不再吃早餐。我们吃午饭时，他不再吃午饭了。当我们吃晚餐时，他不再吃了。当我们吃完饭并洗完盘子后，他再也没有了。当我们洗完碗并喝完茶后，他不再喝了。当我们喝茶谈论天气，邻居或政治时，他不再喝茶了。当我们去厕所或洗手间时，他再也没有了。在我们所有的时刻，他不再拥有。

二

是我父亲真的死了，其实我一直在想。

他不再拥有，不再在语法上严谨地讲解党的报纸社论并谴责自己在我面前的过失，但是他不能凝视另一个窗口吗？还是在远处的街道上行走？缺席不一定意味着消失。他曾经出去演讲，举行会议，去乡下支持农业而没有站在我的面前。难怪。为什么“缺席”必然意味着“死亡”？ 1988年，当我乘船过海前往海南岛时，1991年，当我趁机飞离该国，看着地球滑到窗外时，我仍然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看来我可以在船和飞机的前面找到一个熟悉的人物。

如果不是因为恐惧和恐慌，我应该跟着我的母亲和姨妈在河滩上搬坟。这样，我可以找到更多证据来证明在陌生的海滩上死的陌生人不是我的父亲。

警察局提供的照片只是一个模糊的肉丸，光滑而有光泽，蓬松，除了眼角上的皱纹让我有点熟悉之外，该肉丸与我父亲的脸没有太大相似之处，这是非常假的。大姐姐还告诉我，死者的羊毛背心与他母亲的羊毛背心不太相似。我母亲的针线活要厚得多，编织的男士背心不应该是那种麻色，而应该是浅灰色。

是的，我也记得那是浅灰色的。浅灰色的羊毛背心去哪了？

我仍然可以闻到父亲的呼吸，这是他柔软的腹部渗出的新鲜热气，腋窝和胸部微酸的汗水，以及剃掉胡须后残留的梧州牌药皂的持久香气-母亲常常希望他使用它这种药皂可以预防和治疗他的神经性皮炎。这种呼吸来自那天晚上，那是我在放假后跟随他回到家中以支持农业并睡在一张竹床上。我醒了，痒又舒服。我发现他正用香蒲扇赶走蚊子，轻轻抚摸着我的裸露的背部，在阳光下小心翼翼地捡起我背部的皮膜，仿佛在跟妈妈说话，对自己说：“毛陀真的长了。向上。现在，一个十三岁的人可以挑一百二十斤地瓜。我看着一百二十斤地瓜，实际上是一百二十斤……”

我很惊讶我的父亲能够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对我如此亲密的行为。为什么他总是表情严肃，总是离我远一点？

他再次说：“毛拓也知道更多礼貌。他那天那天在晚餐前在同伴面前礼貌地讲话，说同伴擅长烹饪，每道菜都有无穷的回味，嘿，无尽的回味。” 。”

这是我在农家吃饭时与初中生一起玩的一句话。表达起来很容易。没有幽默感或独特性。父亲可能觉得自己儿子的表现没有被别人重视，于是他三次重复提及。遗憾的是人们仍然没有回应，他们在谈论小米和天气。他可能总是对此感到后悔。

我仍然假装闭着眼睛入睡，希望时间会慢慢过去。我假装不经意地转身，希望那段时间会慢慢过去，并假装我太困了，以至于我什至忘了闭上嘴，希望那段时间会慢慢过去。我怕他的手指有些粗糙，于是停下来-抚摸我的背。

我抵制鼻子酸痛。

他是一个谨慎的人，甚至对他的孩子们都很虚弱。一旦他小睡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小技巧就使他无法带我们游泳。他悄悄地偷了眼镜和香烟，在头上放了一根高高的辫子，在辫子上放了些胡须。他发呆地醒来，不照镜子就出去工作。他一定是被同事嘲笑过的，忍受着没有眼镜和香烟的痛苦，但是当他回来时，他只是喃喃自语“声名狼藉”，事情就此结束了。我们只是从桌子下面或柜子后面一个个出来。

我仍然记得，有一天他回家时摔倒了，右脚被一块破损的瓷器割伤了。鲜血涌动。路上围着一群闲人。他躺在地上，看到我哥哥背着书包放学回家，他也挤进人群中看看。由于某种原因，该兄弟没有表现出任何表情或动作，而是再次离开了人群。父亲被其他人抱回家中，然后当他秘密地与母亲谈论这件事时，他感到非常难过。 “这并不出名，它是无良的，所以他独自离开了。”但是他仍然爱我的兄弟，特别是他长子的作文。在与客人交谈时，我总是刻意关注作曲这个话题，然后很谦虚地提到儿子的作文赢得了大奖，他说这个小家伙天生很愚蠢，以至于在爱情和徒劳上都是错误的。当时他被脸红了，大喊喝酒。

在全国饥荒的岁月里，他患有水肿，脚肿胀又白又大，他经常喘着气，坐下后便站不起来。但是他把所有由他照顾的大豆和白面条交给了孩子们。在假期期间，他抢先报名参加了农村工作。然后，他拍了一张在阳光下烤黑的皮肤，并从他的手和腿上带走了许多昆虫的血迹，然后筋疲力尽回家。农民通常收获很多南瓜和冬瓜，或者地瓜和土豆。此刻，他躺在一边喘着气，微笑着，享受着孩子们回家时的欢呼。

他经常感到头昏眼花，身体不好。他的母亲给他买了一条大罐装牛肉，但他不愿吃，说节日期间每个人都会一起吃。他把它放在柜子上，仿佛在献上菩萨，让我们欣赏它充满幻想和兴奋的两个月。实际上，没有人吃过这个罐头。一个小偷来到屋子里拿了罐子。我的母亲非常生气，以至于她责骂小偷，并把他骂到烦恼的地步，哪怕他损失了几美元，邻居何时利用我们的家庭，以及他作为房东的出身，甚至伤害了他。他的子孙。我不明白的事情将会过去。

他坐在门外，无语。

他没有吃饭就离开了。下班半个月后，他深入街头和小巷，希望能找到罐头牛肉。这也是一个巧合，他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小偷–小偷是在另一次犯罪中被发现的，并被其他人发送到警察局。

当然，这些罐头已经很久以前就被食用过了，没有任何罐头的痕迹。父亲不仅不要求赔偿，甚至没有责骂他。他看到小偷只是一个没有衣食的穷人。他还把一些钱塞到了对方的手里。

他从来没有在家里说过。我从隔壁的孩子那里学到的。

三

也许，在那个夏天的夜晚，我父亲感到运气不佳，他预言要剪头发，并且要面对太阳，给我前所未有的触动。和往常一样，他什么也没说。这就够了。短暂的触摸足以让我记住他的呼吸，足以让我寻找具有这种呼吸的浅灰色羊毛背心。他知道自己的毛Tu可以捡到一百二十斤地瓜，他已经看过了。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子，他现在已经长大。即使世界上每个人都忘记了他，儿子仍然可以找到他。他对此完全有信心。

我找到了各种借口，例如观看游行或其他活动。我的狗像狗一样到处乱跑，有时在某条街道上来回十到二十次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实话实说，我怕遇到同学，邻居和任何熟人，所以我只能在偏僻的小巷里散步。有时，从一条热闹的街道变成一条偏僻的小巷，就像一只笼中的鸟儿返回开满鲜花盛开的山，是远离危险区域的一种放松。因为在这种小巷中，人们不太可能认识我，也不太可能认识到我脸上的耻辱。他们不会像学校里的红卫兵那样张贴口号，如“老子，反动混蛋”，握住教室的门，只允许革命家庭的孩子通过，让我们所谓的幼犬通过窗户或墙壁上的钻孔。 ，他妈的他妈的在他们的笑声中。

我到处搜寻，追上每个像父亲一样的人物，看看他们的面孔是否能让我感到惊讶。我去过父亲经常访问的书店，剧院，图书馆，邮局和西餐厅，看看熙熙people的人流中是否有任何奇迹发生。我也去过郊区，试图找到我父亲说的一所小房子。他说小屋被群山和河流所环绕，门前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葡萄架下有竹制桌椅。我仍然记得他说过，小屋的主人叫王。他用石墙和石板铺地板。家具都是用厚木做的。几本与古代和近代有关的好书，一本葫芦和一口大酒。他的陶瓷猪宝宝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当他在全国旅行时，他找到了众神去的地方，并希望在此余生。

他是否居住在带有石墙和石头地面的小屋中？如果是这样，我应该在哪里寻找？半个月后，我搜寻了南部和北部郊区，东部郊区和西部郊区，而我从未错过几乎所有的山脉和河流。有时候，我觉得目标正在逼近，我觉得自己被一双隐藏的眼睛盯着，甚至觉得父亲的呼吸正渗透到特定的门，特定的墙根或特定的道路上。换句话说，他以前曾来过这里，或者他现在仍在这里。只有当我急转转头时，他才拉开身子或弯腰躲藏起来，使我看不到他摆出的难题。

一天，在渡河的时候，我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像他的人物，身上有灰色的and角和宽阔的肩膀。我跑过去了，但致命的身影掉进了公共汽车。

我应该打给他吗？我应该叫他父亲吗？我犹豫了一下之后，汽车惊慌地开了车。

“你看到刚才喝茶的人了吗？”我在茶几上问一个老人：“他穿什么样的鞋？他几岁？他有点像我吗……”

老人慢慢抬起头，黑黑的嘴张开，但他没有发出声音。他的牙齿稀疏，间有间隙，剩余的牙齿像生锈的小指甲。

“师父，您看到刚才喝茶的人吗？”

雅兹河水在涨。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河里满是水，你不知道吗？”他给我一个有意义的表情，然后慢慢地睁开他的双眼皮。

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解决的谜语。

他对我父亲一无所知，但他不想冷酷地告诉我。

后来我告诉妈妈。她惊讶地张开了脸：“有可能吗？嘿。你父亲担心他的骨头已经变成水了。他是我在挖沙滩上的泥沙。我瞎了吗？”

“那么，浅灰色的羊毛背心呢？”

“背心？”

“是的，为什么浅灰色的羊毛背心不匹配？为什么有麻子呢？”我问过她这个问题，就像以前的叔叔和阿姨一样。

这条河充满了水。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问了太多问题后，她仍然有点担心我的固执，并敦促我尽快上床睡觉。她说可能是麻子，可能是灰色，可能是草色，她对我们感到困惑。但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使脚底更快。我的一双鞋失去了后跟，所以我必须快速换一双新鞋。

每天上床睡觉之前，她经常会进行一项仪式，以搜查口袋里的所有小硬币，将它们堆放在桌上，然后明天宣布各自的重要任务：“这是买豆腐；这是买方（但是几年后，我偶然发现她怀里抱着一两千多元人民币！我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什么都没有。鞋子的钱。从那以后，她一直非常热衷于制造鞋子，鞋底非常坚硬，而且鞋子太多了，我们每双都不能穿。她把细线拧成粗线，经常要我帮忙。她将米汤装在鞋帮上，切开的黑色鞋帮在窗台上晒干，就像许多乌鸦一样。

为了省钱，她不仅制作鞋，还制作衣服，编织帽子和围巾，将乘车路线改为步行，将报纸的购买改为借来的报纸，煮饭时放更多的盐和更少的油，还把一些钱还给该机构。房间出租。在一个更加拥挤的房间里，我代替了父亲，与母亲同睡。我曾经在小说《女孩和女孩》中提到过，我曾经明智地拥抱母亲的脚，让她感到儿子的安慰。她的脚既收缩又凉爽，就像两片干燥的冬笋一样。她的大手指被鞋子挤压并水平伸展，她的侧骨奇怪地向外突出。我记得当我很小的时候，我经常把脚踩在地上，一旦沿着它们抬头，我发现她的裤子上有深红色的血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女人的月经。我不知道这种记忆会让我生病还是让我同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儿子不愿意把他的母亲当成普通的女人。例如，将她想象成一个有月经的女人，一个有性的女人和一个在花前皱眉的女人。儿子也不愿在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庸俗的人面前想象他的父亲。例如，想象他大便和撒尿，想象他偶尔有秘密的欲望，想象当灾难来临时他看到死亡而没有挽救，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奔跑，想象为了取悦他的老板，他会毫不犹豫地弃权眉毛甚至背叛他的朋友...这一切可能吗？经验总是残酷地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父母多次偷偷摸摸地喃喃自语之后，我隐约感到他们有很多别有用心。

但是他们仍然是我的父母，我禁不住爱他们。我禁不住爱他们。即使他们曾经大便和小便，甚至有秘密的欲望，甚至背叛了他们的眉毛，即使他们是庸俗的，我是庸俗的，我的后代也可能是庸俗的，我也不禁爱他们，但二世却忍不住爱他们，我的亲人。我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脚，让这两个凉爽的笋干慢慢地在我的胸口变热。我仍然想拥抱父亲的脚，但是我只能拥抱空隙。

我逐渐听到妈妈的打呼.。我从未听说过妈妈打mother，以为女人是如此美丽，以至于无法打sn。出乎意料的是，我母亲的打nor声如此之大，她大声地打呼,，她放松而不受约束，这使我感到失望。

我无法入睡，无法永远入睡，而时钟的beat动让我陷入了清醒。我在家里空的藤椅上摇摇欲坠，那是我父亲曾经坐在的藤椅。

藤椅经常发出无端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这些天家庭中还有其他迹象。例如，一个晚上，橱柜发出了可怕的声音。我的母亲去看了我父亲没吃过就断掉的蓝色瓷碗。上碗没坏，下碗没坏，这一个坏了。它被彻底弄碎，爆炸成一堆碎片。这是什么意思？

我仍然渴望某种电话铃声而不必担心。宿舍的走廊上有公用电话。昨天，我去接了电话。麦克风里有沙哑的男性声音。我听不清楚。我不知道谁在电话线上。我不知道麦克风中的冷空气是否来自。地狱。我吓了一跳。之后，通讯室的阿姨说电话交换机可能出了点问题。但是，如果电话交换机出现问题，为什么其他人仍会正常使用此电话？伯母为什么这么说后要去盖门，慌张地环顾四周？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听到这种嘶哑的声音？是的，我不会轻易被欺骗。我相信嘶哑的声音一定来自一个想和我说话但害怕我会认出声音的人，这个人肯定会再来找我。

我再次微弱地闻了一口气，那是梧州牌药皂在人发中的余香。

“还没睡吗？”

妈妈发现我翻了身。

我说有点热。

她叫我洗脸或踢被子。

我在公共洗手间冲了个澡，不小心将剩下的一半水溅到了墙上。突然，我回头一看，似乎尖叫，颤抖和尖锐地抽离了体内的一切。

因为墙壁上有深色的水渍，所以形状恰好是父亲前面的轮廓，但是头发较长。

他来了。终于来了。

他沉默了，好像在等我的电话。

我完全被惊呆了。几个月来，“爸爸”一词已经完全生锈了，我僵硬的舌头不再被用来弹跳或挤压出来。我只是在下意识地拥抱我的裤子。

水渍被灰墙缓慢吸收，然后蒸发，消失，并且没有声音。

墙上再次出现“这里不撒尿”的通知。

四

父亲的轮廓令人失望，所以我没有时间对他说一句话，为时已晚，无法完全看到他。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禁止排尿。禁止在这里小便。我曾经怕他活着。我现在担心他的死。我只能张开嘴。当我十三岁的时候，这里禁止排尿的通知抹掉了我所有诱人的话。

后来，我去了乡下，上了大学。从湖南到海南，我遇到了很多人，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已经积累了多年但不能说的东西，现在开始在我心中腐烂。我很ham愧承认我不再有寻找的信心，而我对他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和空洞。我再也无法在墙壁上的水渍，墙壁上的灯光阴影或墙壁上的裂缝或霉菌中找到他。除了他留下的两张黄色照片以外，这两部小电影未能挽救的一切都丢失了。我工作很努力，但我只记得他在战争期间参加了*，跟随*，在*军队中取得了军事成就，并在教室和讲台上度过了余生。我努力工作，我还记得他被孩子们暗中拖着辫子，脚在路上被割伤，等等。对于一个人来说，难道不是这样被遗忘的真实死亡吗？当然没事了我们不是忘记了几十代和几百代，而是还在吸烟，饮酒或做爱吗？

也许他的身体仍在努力在世界上留下痕迹。例如，试图将视线转移给儿子，将下巴转移给女儿，将鼻子或丑陋的短腿转移给孙女。但是遗传过程破坏了他的身体特征，但是只有两到三代人会完全融化它们并融化到茫茫人海中，并且不会让它们的寿命超过记忆。例如，当我的侄女突然被巧克力所滋润时，她父亲下巴的特征曲线立即消失了。世界上有很多巧克力工厂，它们每天都埋葬尸体。

但是，我们家庭的某些愿景总是跟随我们。从父亲的蓝色花瓷碗开始，我的家总是无缘无故地爆瓷碗，就像橱柜里的sneak脚花一遍又一遍地盛开，落下的花瓣，庆祝母亲的生日，或祝贺我的长途旅行。这真是奇怪。我搬到海南后，爆炸力从内阁辐射到整个房子。灯泡，镜子，窗户玻璃，热水瓶等都无故爆炸，爆炸了奇怪的裂缝或明亮的碎片。特别是灯泡，有时在购买十只灯泡后，不到两个月就会被炸毁。有人说灯泡质量不好，或者电压不稳定。但这是完全错误的：邻居为什么不买灯泡？镜子中的菊花裂纹与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慢慢适应并变得麻木，无法应付这种不可预测的无休止的爆炸。有时我妈妈扫地时没有发现任何碎片，这很奇怪：

“ Hu？为什么这个月什么都没发生？”

妈妈年纪大了，买不了鞋底，孩子们的职业和收入也很稳定，所以妈妈不需要做鞋。由于父亲的补救，*还每月支付退休金。但是她似乎从来不了解这笔钱是什么。

她穿着薄抹布鞋子出去了。

我告诉她，橱柜里有一个新的，无论哪个都可以。人们打扮得像乞g，以为我们是年轻一代对老人的侮辱。

她专心地听着，微笑着并点点头，但是当我们转过身来时，她非常聪明迅速地穿上了旧鞋子，一口气就走了出去。

有时，她还公开反叛，,起嘴唇：“我就像这双。你买的那些鞋，砸了脚，伤了人。你不知道。”实际上，这些鞋子是她想要购买并尝试过的。并夸大其词。现在她可以完全否认了。

除了买米饭和盐，以及我们买的任何新餐具，她几乎对所有事情都不满意和挑剔。她总是谴责sometimes妇的奢侈，尽管她知道儿子有时也会这样做。特别是对于某些带有许多按钮或外来字母的家用电器，她总是有秘密进行工作的能量。

　　她开过冰箱后总是不掩门，用过液化气灶具后常常不关气阀，让危险的气体弥漫到客厅里来。她说她只顾上吹熄灶火，忘了关气阀这道程序，或者含含糊糊说那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的。她当然更不愿意坐车，去我哥哥所在的学校走走，或去大菜场买菜，她出门时就用眼角余光暗暗提防着你，一旦发现你想为她叫上三轮车，她知道大势不好，立刻迅速反应，拔腿起跑，似乎儿女叫来的不是司机而是杀手。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跑起来的步子碎密，紧张，踉踉跄跄，居然有青年人的快捷。

　　“司机总是骗钱，鬼名堂多！”她为走路而辩护。

　　其实，有一次我发现本该付一元钱车资，她横蛮地只给司机八角，理由是当天的白菜涨了价。司机对这样的老太婆哭笑不得。

　　但唯有一样东西，她总是催我们去买——她的鞋。她时而惦记胶鞋，时而想念棉鞋，时而打听一种鞋面是深色平绒布的布鞋。套鞋有两双，她好像忘了，皱着眉头问：“这下雨天穿什么？”我提醒她，让她参观床下或衣柜里那些根本还没穿过的鞋，她哦了一声，斥责自己记忆力的衰退。临到我出差，她又吞吞吐吐地要给我钱：“你到广州，我什么也不要，你只去看看那种面子是平绒，不要系带子的布鞋有没有。人家说只有广州才有这种鞋，也不贵，两块多钱一双。”

　　她不知道，那种鞋的价格已涨过好几轮了，最重要的是，那种鞋大部分的商店都有，她的箱子里也有。

　　夏日的一天，她想做点腌酸菜。腌坛照例无端地炸裂，腌大蒜腌萝卜什么的倾翻在地，带着白色浮膜的腌水流了一线，往楼梯下滴。她失足坐倒在地，挫伤了盆骨，不便出门了。我找来一些书刊来给她解闷，其中有一本关于她老家的《澧州史录》。但她只爱读《水浒》，合上书便惊喜赞叹武松或鲁智深的勇武。至于其他的书，她有时也一捧半天，但你若细看，便发现她根本不翻页，或者眼睛已经闭上。

　　我倒是翻过这本野史，发现卷四中记载了一件奇事：清朝乾嘉年间，澧州洪山嘴发生过一次民变，土民一齐发疯，披头散发，狂奔乱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称皇上或皇亲，被称之为“乡癫”。后朝廷令湖广总督率军剿办，统领额勒登保带兵攻占洪山嘴，斩刘四狗等十四人，断癫匪六百余人之双足以示惩戒……我吃了一惊。六百多双脚，血糊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吧？我在地图上寻找洪山嘴，发现它与我老家相距不过百里。我十分想知道，断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个或几个就是我的祖先？而母亲奇特的鞋癖，是否循着某种遗传，就来自几百年前那些大刀砍下来的人脚？

　　人足变得稀罕，鞋子是否就成了珍贵与尊荣之物？

　　我问妈妈听到过这些事没有。她摇摇头：“没有。诳讲。没有的事。”

　　她回忆起老家，讲得最多的只是发水灾。她说一破了垸子，人都逃到了堤上。堤上到处是被水淹昏了头的蛇，也不咬人，大多盘成一饼动也不动。人与蛇差不多就紧挨着睡觉……那么，母亲的鞋癖到底从何而来？它与六百多人的断足之刑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抑或它只是贫困岁月残留下来的一种主妇习惯？我为此请教过一位心理学家，他当时兴致勃勃正盯着我妻最先端上桌的团鱼汤，只是嗯嗯呵呵了一阵。

　　人真是最说不清楚的。

五人制

　　那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搬出了机关宿舍，家里的瓷碗就不会炸裂了。妈妈急着想搬走，还想让我进工厂当学徒，总是去求一位老邻居帮忙。但那时很多工厂停工，而我的年龄也太小……老邻居没有带来多少好消息。

　　妈妈横下心来，决意带我去一个最贫贱的角落，去农村那遥远的地方。我小姨就在贵州一个国营农场，前几年还说那里很欢迎移民。这使我很高兴。我也想远远地离开同学和学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

　　在长沙的家终于要结束了。哥哥请假回来帮忙。他学业成绩极好，但当时只能进一所半农半读的杂牌大学，一脸晒得黑黑的，手掌磨得粗粗的。他帮着母亲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家具，包括父亲的藤椅。空空的藤椅破旧了，色泽晦暗，骨架变形，扶手处还缠了些旧布条，样子显得有些衰老。它依然顽强地咯嘎响了一声，使旧货行的老板有点吃惊，问是怎么回事。哥哥说大概是藤条受压后的复位所致。老板这才迟迟疑疑地收下了它，把它搬到店堂里边，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旧衣柜旧梳妆台旧书桌旧麻将桌旧挑箱旧马桶旧炭盆架放在一起，把它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旧货家族。它形单影只，孤苦无助，而且很快被一座气焰骄横的太师椅骑压着。它咯嘎咯嘎的声音，再也不会有谁倾听了。我最后一次回头把它遥望时心里这样想。

　　哥哥挑起又笨又大的一口箱子和一个被包，送我们上火车。是夜里，是最廉价的闷罐子车，车上挤满了农民的吵闹和臭烘烘的猪羊。所谓厕所只是车厢角里的一只尿桶。哥哥怕我们挤不过人家，临时又决定送我们去怀化，靠近省界的那个中转站。我们在那里半夜下车，吃了面条，妈妈叫哥哥回去。哥哥看了看漆黑的天空，说再送你们到黔东吧。于是我们又默默坐上火车，听窗外车轮咣当咣当的夜。我与哥哥紧挨着，互相搂抱着，感到离别的时刻正一步步逼近，心里都不太好受。以前我们兄弟俩总是同睡一床。我常常躲在被子里偷吃东西，常常躲在被子里听他说故事，或者我咯咯咯地大笑着被他逗弄小鸡鸡。但那天夜里我们都说着成年人的话。还不算成年的他，嘱咐我高中的数理化是至少也要自学完的，交代我下山干活一定要戴上草帽防晒，下河游泳要防止脚抽筋。

　　哥，我记住了。

　　我感到他的肩膀坚实而厚重，而且从背影看去，他特别像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号的父亲，使我有点想哭。

　　我与妈妈又上了汽车，离家越来越远。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很多同学戴着红袖章正在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免费旅行“大串联”的时候，我正在向乡下逃去，另有一种远行的快乐和自豪，不会比同学们少点什么。我用哲学家的眼光看汽车在叠岭重峰间爬行，我用诗人的眼光观赏着大块大块的绿色在车窗外起伏翻腾，我气壮山河地环视越来越荒凉的土地，看我未来大显身手的舞台。有时一片绿浪迎面扑来，车厢里就顿时暗去许多。沿公路还有很多山峰的断面，大多为赭红色，暴露出险峻岩层的曲线，供乘客们心惊肉跳地一瞥。千万年前造山运动的雄壮，被时光滤去了一切声响，只留下这些血色伤口，留下岩层最后挣扎时的姿态以昭神谕。前面一亮，车又出了一个山口。云雾涌进了车厢，在乘客们的头发和胡须挂上小水珠。你可以看见云雾从对面山顶滔滔地漫过来，填注山谷，将山脊慢慢地揉洗。

　　我逃避了城市真是高兴。我逃避了伯伯阿姨们机警深刻的面孔真是高兴。我逃避了向着高音喇叭一个劲激动欢呼甚至流泪的同学们真是高兴。我逃避了每天早上争着洗马桶而每天晚上一排排晒咸鱼般在街旁卧床乘凉的市民真是高兴。我逃避了街头的讨价还价店里的苍蝇宾馆门前凶狠的守门人医院里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以及我家对面那扇永远没有开过的窗户真是高兴。我高兴我哼起了一首歌，是一首关于大山、篝火、农垦青年们的歌，是小姨教给我唱的。她就是奔这支歌离家而去的。

　　很少看见人，有时偶尔俯看到车轮旁的悬崖边沿，看到悬崖下远远的一个黑色木楼，看到楼边一个小小红点——也许是一位穿着红衣的女子——那都是可以令乘客精神一振的时刻。就是说，乘客们由此可知又回到了人间，由此可体会出自己的安全。

　　前窗出现了一只晃动的影子，是麂子。

　　“碾死它！”

　　“碾死它！”

　　乘客们杀机勃露地大叫起来。这里的乘客越来越多异乡的口音。

　　当更多旅客中途上车，以至周围的口音越来越异生以至完全难懂的时候，我们就到了目的地—— 一个靠近贵州边境的农场。一路还算顺利，妈妈在车上只吐了一次，有位警察给了她药片。但她精神还是很好，几乎不要吃也不要喝。

　　小姨出现了，脸色又黑又黄，眼里闪着泪光。她似乎有一种紧张，一见面就同妈妈出门去谈，又忙着同另外的什么人去谈。总之我很少看见她的身影。我无所事事，找屋檐下一条黑狗玩了一阵，把路上没吃完的干馒头喂了它。然后，遵照小姨的吩咐，我跟着两个陌生的大姐去地上拔萝卜秧。那里也没有人与我说话，两位姑娘心事重重地蹲在地的那一头嘀咕着她们的什么事。透过朦胧雨雾，我只看见两块遮雨的白色化纤膜下，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在我满怀豪情体会着这第一次劳动的深远意义的时候，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

　　我回家时两手泥水，兴冲冲地找肥皂洗手。

　　妈妈说：“快点洗。趁天色还不太晚，我们这就回去。”

　　我很吃惊：回哪里去？

　　回湖南去。

　　为什么要回去？

　　妈妈与小姨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土地冰凉，凉气通过我的赤脚一直升上来，直贯我的头顶天门。

　　多年以后，小姨才向我回忆她当时的一切。我怎么那样蠢呢？她笑着说：当时农场领导要我与反动营垒决裂，我就相信应该决裂，就觉得不能接纳大姐在这里……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八四年，我和她全家回到了这个已荒废多时的农场，重访黄泥小屋。同行还有一位朋友，他边做家具生意边写些极好的诗，但写完就撕掉，从不发表。那天碰巧也在下雨。眼前还是十多年前嘀嘀嗒嗒的屋檐水以及满地坪的泥浆。只是人面不知何处去，燕子仍在雨中飘滑，有位守着空房子的陌生汉子正把一个木箱敲打得叭叭震响，像在对地坪边盛开的一树桃花作愤怒*。不知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这就回去。”

　　我猛然回头，身后空空的没有人。是妈妈在十多年前发出的声音：“我们这就回去。”

　　“爸爸说过，我已经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我还能够挖地，能够插秧和薅禾，能够割草和捡粪……”

　　“没有办法，你们还是回去吧。”

　　“小姨，我当一个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么？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该生下来？是不是我也成了一个罪犯？”

　　“阿毛，不要说了。”

　　小姨咬咬嘴唇已先出了门，看来，再说下去她也会大哭出声了。

　　雨更大些了，泥路很烂。我回忆那时我总是寻着拖拉机的车辙探步，但一脚滑下去，胶鞋还是成了泥鞋，好几次差点没法从泥泞里拔出。我回忆那时雨水直往我领口里钻，肩上也火辣辣地痛。我想让小姨接一肩，等我脱了鞋袜，挽卷裤脚，再来挑行李。我转过头去，突然间完全呆了，身后没有人！

　　她没有来送我们。

　　几丈开外的屋檐下，有几个人影朝这边张望，大概是她的几个同事，在犹豫着该不该来帮我们一把。我依稀看见小姨低下头，转过身去，朝猪场那边走了。我依稀看见她缀满补丁的肩头在微微颤抖。而余下那些人还在朝这边张望。

　　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屋影和树影全被浓浓的雨雾漂洗着，洗出一个乳白色的日子。不，只是半个日子，落在我们千里奔赴的终点。

　　乳白色的半个日子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愈来愈大，愈来愈清晰，不断地上下跳跃。我看清了，是我用馒头喂过的那条狗。它停住，对我有凝视的一瞬，眼睛透出老朋友的温柔和信任，摇着一条短得十分难看的尾巴，似乎是向我告别。它猛一蹿，在空中划出一道黑色弧线，越过一条水沟，扑上一个草坡，很快超越了我们，朝前面雨雾中钻去，好像要为我们向导和开路。它的耳朵可怜地耷拉着，皮毛已经湿了，全身像一束闪闪发亮的黑缎。它不时停下来把身子摇一摇，摇得水花四溅，看我们一眼，再扭头前行。

　　我毫无理由地大哭起来，似乎是为这条狗，为它义重如山的送行。我哭自己刚才竟舍不得用更多的馒头喂它，哭自己临行前竟忘了向它告别，忘了摸摸它的脑袋，哭它刚才差点被一个陌生小伙子打了一棍，而我没法为它出气和报仇。我哭它在这遥远的边地孤独无依而且尾巴短得那么难看……我的泪水和着雨水往下流。我知道这雨水都是我的泪水，隆隆雷声都是我的嚎啕。

　　我哭得毫不知羞耻。

　　现在，我不知道这条短尾巴黑狗在哪里，是否还活着？如果死了，它被葬在什么地方？我永远怀念着它。如果我今后还有哭泣的话，我得说，我的所有泪水都为它而流，我的所有哭泣才成为哭泣。

六

　　天黑时分我们返回了县城，寻到了早晨我们刚离开的那个小旅店，住了下来。有很多蚊子，又停电。妈妈的一只鞋已被石块扎破了，她在油灯下哀伤地自言自语：“鞋呵鞋，你怎么能叫做鞋呢？这么不经事，你只应该叫做一个套子，一个袋子呵……”

　　我想起了什么，“妈妈，明天我们到哪里去？”

　　她也在想，是呵，到哪里去？

　　年纪尚小的大姐与哥哥都是学生。姑姑虽有工作，但住在工厂集体宿舍，没法接纳我们。其他亲戚要不是自己在遭难，要不就是避开麻烦早已不再来信……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一个劲地想着。

　　窗外的夜十分宁静。在远方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已经没有了户口、房子、学籍以及爸爸的藤椅，几乎一切都没有了，那座城市已与我们没有关系——虽然我们可能还习惯性地往那里投奔。事实上，我们现在是断了锚的船，没有港湾的船，突然*得不再有任何目标与归途，可以驶向大海的任何一个方向。

　　*降临得如此之快，新的日子已经在无比的轻松空阔中开始，这是我突然明白了的现实。

　　我还很快醒悟，妈妈是何等的睿智，她偷偷摸摸做了那么多鞋，是因为她早就明察秋毫地预知了今后的一切。她知道父亲的消失，将使我们要走很多很多的路，唯鞋子可以救助我们，可以启示和引导我们。

　　难怪她眼下如此平静，根本不去想明天的事情，只是坐在床边修整和教诲着她的鞋：“唉，你只应该叫做一个套子，一个袋子呵……”

　　我悄悄走出了房门。

　　圆满银月已从云里露出来，显得特别迫近。不知名的群山浸浴在蓝色光雾之中。一条小河抖动着浑身闪闪灭灭的光鳞，从古塔那边流来，似乎被黑苍苍的城墙吓了一跳，慌慌坠入一座水坝之下，匆匆而去。河滩的暗色里似乎有牛影，有妇人捣衣的声音。

　　河里涨水了。我闯入月光，呼吸着绿草的鲜腥和月光中碎碎的人声，去看看那边的水坝和牛。随着我一步步下行，深浅相叠的山脊线缓缓升起来，越在近前的山峰升得越快，很快就把远处的山峰遮挡。我差不多消溶在月光里。我一看到山脊线在蓝色雾海中沉浮不定，一听到牛铃铛将晚风轻轻叩响，就知道父亲不会回来了。这个世界如此美丽他肯定不会回来了。是的，不会回来了。

　　我回家时走错了路，闯入了一户陌生的人家。我觉得这户人家有些眼熟。比方门前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树下有一个葡萄架和竹制桌椅。我穿过庭院，看见石板铺成的地，石头垒成的墙。借着一盏油灯的光亮，我还看见屋里的书橱，还有装酒的葫芦和大嘴的陶质猪娃……我吃了一惊，发现这正是我曾经寻找的地方。

　　我走了进去。

　　请问这里有人吗？

　　请问这里的主人姓王吗？

七

　　将来的一天，爸爸说话时老是跳出一个叫马丁的陌生名字，大概以为我对这个人很熟悉，其实我根本不明白。听起来，好像马丁与酒、与木船、与芭蕉林有什么关系。爸爸说他托付马丁来找过我们，可惜马丁的弟弟碰上了成群的鳄鱼，只剩下了一只脚。

　　我更不知道什么马丁的弟弟和鳄鱼。

　　我告诉爸爸，那次腌坛无端炸裂后，妈妈也记起背心应该是浅灰色的，也怀疑自己认错了。她后来不再哭泣，就是相信丈夫总有回来的一天。

　　爸爸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说他也许回来得太晚了。他一直不能想象国内变化这么大，家里变化这么大。说起来，这些年就像一个梦。

　　我说，我一直相信这就是一个梦。

　　我搬出了母亲生前留下的遗产—— 一大箱各式各样的鞋子，可以丈量千万里道路的鞋子。每一双都很新，都按照她生前的爱好用绳子捆紧，用报纸或塑料布包裹，显得很本分很安全。爸爸用枯瘦的指头把鞋子一一捏摸，点点头：“是她的。”

　　他一定嗅到了母亲的气息。

　　他声音有些异样，说你妈的脚很大，家乡妇女的脚都很大。旧时的妇女一般都缠脚，但老家的习惯很特别，不管穷家还是富家，从来都不缠脚的……在我想象那一天，他看完鞋又看完几大本相册，忍不住要喝酒。只是让我妻子去温酒时，照例叫错了名字，叫成了我母亲的名字。我们劝他少喝一点，他有点不高兴，装作没听见。

　　我换了个话题，向他打听清朝乾嘉年间“乡癫”的事。

　　他说：“有呵，有这事。”

　　“妈妈当初说没有这回事。”

　　“她是不想说吧？”

　　“有什么不可说？”

　　“你祖爹就是被官军砍了双脚的……”

　　我追问下去：妈妈爱鞋成癖，是不是与往事有关？比方说，是不是乡民断足太多，鞋子因稀罕而变得珍贵，人们对鞋子有一种特殊的心理……“有道理，有点道理。以前家乡人送礼呵，不送酒，不送肉，就喜欢送鞋。可能就有一种祈福的意思在里面吧。你说是不是？”他还回忆起来，那时候到某家去，只要看床下鞋子的多寡，就可得知这一家家底的厚薄。收媳妇嫁女儿，新娘子最要紧的本事就是会做鞋。给死人送葬，很重要的仪式就是多烧些纸鞋让亡灵满意。连咒人也离不开鞋，比如咒一句“你祖宗八代没鞋穿”之类，就是特别恶毒的了。

　　我去找那本《澧州史录》给他看看，翻遍了书柜和书桌却找不到。一时间地上摊满书，几乎无我立足之隙。我和妻子腰酸背痛忙了一阵，颓然坐地，很奇怪那本小书为何不翼而飞。

　　“这本有没有用？”妻子递给我另()一本。

　　似乎也是本历史，一本厚厚的《万年历》。封面大红大绿低俗不堪，价钱也很贵。这是若干年前出版的，但一直畅销不衰，连我也忍不住买了一本。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去抢购它，为什么关心身后那么多不属于我们的日子，而且那万年的日子只是一些数码，每一页都差不多，冷冰冰的毫无人间烟火。不会有你我他，不会有你们我们他们，只有数码数码以及数码。但那些密密的数码里是否还隐着某只饭碗的无端炸裂？

　　我想会有的，只是我无法探查出炸裂隐在数码里的何处。我把一万年漫长岁月在手里哗哗翻过去。

　　白光一闪。

　　我听到阳台那边，父亲坐的藤椅咯嘎一响。

　　199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