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成一座岛屿散文
（一）
那段时期，他敏感、执拗。
高考那天，执意要穿一件黑色的背心进考场。我说，不行吧，无领无袖，这属于衣冠不整。他想了想，还是坚持，说这件黑背心是他的幸运衫，几次穿着它考试成绩都不错。我说这次不同，是正式考试，考场不让你进去怎么办？他脸一沉，那我就不考。
我看见他眼里闪过一束光，这光扫向我，有燃烧的趋势。我不敢多说什么，那几天，我察言观色，卑微到尘埃里。
他眼里含着那束光，出了门。
我把一件有领有袖的白色体恤放进提包，尾随着他也出了门。
我看着他的背影，隐在这季节里。初夏，热得汹涌，又似乎会随时退去热度。
这条路，通向他的高中母校，今天是他的考场。十几分钟的路程。他走了三年，从十六岁到十八岁。
这三年，我不在场。我远在非洲。此前一个月，他在电话里说，妈，我高考的时候，你要是还不在场，我不原谅你。我放下电话，就开始定机票。那一阵子，我所在的那个非洲国家正在动乱，机场关闭。好在费尽周折，在他高考的前夕，我从非洲赶回来了。
在考点的大门口，我站在一株树下，看着他拿着准考证，通过保安把守的大门。又看着他沿着小路走向他的考场。教学楼前的一排小白杨挡住了我的视线，在初夏的风中，小白杨哗啦啦地拍着手掌。我仍然不敢离开，我担心他被清理出来，我等着考试的铃声拉响。校园终于安静了，一场决定大多数少年命运的考试，正式开始。不仅仅是校园，连周边的马路也安静下来。一些东西在安静中潜滋暗长。
我就那么站在树下，有些困倦，好像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一样。
那天的天空蔚蓝高远。小白杨长势迅猛，直指蓝天。这一排长在校园的白杨，树干上有几只眼睛。我相信它们是来偷窥少年们成长的。它们看见了很多我看不见的东西。他天天从它们身边经过，他被这些眼睛注视了三年。在注视中他一次次走进不同的考场，考试是他前行的阶梯。我知道他的每一步前行都是远离。正在远离。即将离得更远。这和我远离他意义完全不同，我远离他，是有期限的，而他最终的远离我，没有期限。
终考的铃声在另一个傍晚响起，听起来有那么几分欢快，或者说如释重负。
还是在那株树下，我看着他朝我走来。他给了我一个拥抱，潮涩的汗味，裹挟着他和他的幸运衫。
我知道结束了，不仅仅是一场考试。我没有考场的铃声那么欢快，一种未知的开始，正在不远的地方对着我凝望。这凝望让我有些惊慌。
此后的两个月，他忙碌不堪，当然也情绪大好。去驾校练车，和同学聚会，或者长时间地对着电话说着什么。有时候夜里，他站在窗前，看着城市的夜空，独自发笑，还自言自语。他在和那些星星交谈。尽管城市的夜空看不见星星，但他心里是有的，少年的心事，适合说给星星听。
也偶尔癫狂。某天夜晚，他朝着对面楼上雯雯家的窗口，以一种得意的口气说：“贾晓雯呀贾晓雯，你，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离不开一座城市了。”
对面楼上的灯光，在那个夜晚是安静的，像那姑娘的名字或性情。
那姑娘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大学位于本市。他们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同学，还在同一所医院诞生。
那夜，他口气狂妄，眼露轻蔑。我知道，他房间的书桌上，放着一所海外大学的录取单。他，如愿获准去他心仪的远方。无论那远方在哪里，也无论怎样，只要足够远，够他展翅，够他飞离，便好。
未知的远方对一个少年的吸引，就像星空诱惑梦境。
接下来，我们去办繁琐的手续，在各种表格上签字，筹措学费，按照要求给他购买正装。
初秋，他启程，去Labuan岛，就读一个稀有专业，*金融。这专业也像梦幻一样，玄妙而不可知。
我给他收拾行李，他竟执意不要新箱子，说旧的能用。就用妈妈从非洲带回来的箱子吧，这箱子保佑过妈妈，也继续保佑我，他这么说。我看着他，一时不习惯他的乖巧。那场浩大的考试结束了，它不再折磨他，他回到了他本来的性情里。
又执意不让我们送。拉着拉杆箱，斜挎电脑包，把一个装钱和证件的小腰包捂在怀里，像捂着一只忐忑的鸽子。走了，飘洋过海。十八岁的身板儿，像他母校的小白杨。
最终，他在我视线的那端，聚成一个小黑点，漂移出去。
我和他，又开始在国际长途里完成我们的交流。我们隔着海洋，像两座岛屿。电话线很长，这端、那端，我们绕来绕去，我们变化着位置，不变的是隔在我们之间的海洋。
（二）
我一直觉得他是弟弟。这幻觉源于他的模样酷似我的弟弟，他的舅舅。也源于他高中三年一直和我的母亲同住。
母亲总在电话里和我说，每天早晨喊他起床去上早自习，要盯紧了，要看着他穿好衣服下地才行，否则，一扭脸，他又趴床上睡着了。这情形和当年你弟弟一模一样，母亲说，好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伺候你弟弟上学的光景里。
母亲没有怨言，说这话时充满了回忆的乐趣。母亲一边体谅我们夫妻的忙碌，一边在外孙身上重温往昔的时光。
我便想象着，那一老一小在一早一晚的日子里，起床、吃饭、上学，纠缠不清的日常琐事，一闪一闪映射在光阴的照壁上。
这也令我时常想起我和弟弟小时候的光景。其实我和弟弟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我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成长、求学和工作。成年后探母时间又大多错开了，总是见不上面。弟弟离家求学时，是少年，我记忆里的弟弟便一直是一付少年模样了。
时光的洪流中，能记住的常是小事。后来，我们长大成人，每每回忆和弟弟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日子时，最先涌入脑海的画面，是母亲和弟弟站在一起，望着我，母亲的眼光是责备，弟弟则是仗势，我正在哭泣。那是我们刚刚为了某件事情发生了争执，弟弟获得了母亲的支持和安慰。我的哭泣，早已经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是为了母亲明显的偏心。
有一次，我的手腕上有一枚牙印，是弟弟咬的，青紫色。我每天夜里看着那枚牙印哭泣，却并不想让牙印淡下去或是愈合，这枚牙印的存在，令母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着我的喜好做饭并顿顿端到我的小桌前。
像欢乐留不久一样，伤痕也容易自愈，牙印终究是淡下去了，最终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我们都长大了，所有过往成为绝版，再也回不去。我们离家，又各自成家，母亲身边空落寂寥了。
后来，我每年从海外回来探家，母亲身边也有个酷似弟弟的少年，他站在母亲旁边，也以多年以前弟弟那样的眼神望着我，我便总是生出这样的幻觉，他是弟弟。
在和他的语言交流中，我常常语无伦次，我说，咱妈买菜怎么还不回来？他便坏笑，说，这个咱妈是谁呢？
有时，我们也会闹腾一下，为些轻松小事舌枪唇剑。我大多争不赢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到母亲跟前告状。他也不示弱，一样挤到我和母亲之间，站在那里等着母亲的评判。母亲看看我又看看他。我猜想，那会儿母亲和我一起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某个场景里。最后，我们三个人一起乐了，我们在笑声中理清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争论的问题，也在这笑声里，不知去向。
偶尔遇上严肃问题，我想端出妈妈的架势，威严一些，又由于长久缺席他的生活而底气不足。
这时候我们的交流经常很艰难，我需要小心翼翼地绕开一块礁石，我知道我要是碰到那块石头，我会把自己摔得很疼很疼，也会把他摔疼，而我的疼痛又会因他而愈发剧烈。
但礁石在那里。我终于还是在一次关于金钱与学习问题的争论中没有绕开，狠狠地撞了上去。一句重得超过他的年龄的话一出他的口，我的手掌甩了出去。
我眼前一黑，我知道我们触礁了。
然后我开始手腕疼。接着胸腔疼。悔意深入骨髓。
我们痛哭，他在那间屋子哭，我在这间屋子哭。母亲无措地在两间屋子中穿梭。这和二十几年前的场景终于有了一些不同。
后来我们开始写信，这是我们吵架的习惯，我们很会在纸上吵架。他给我写了长信，我也回复了长信。母亲是我们的信使。我们列举一二三，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控诉对方。我们下笔很重，稿纸戳得大洞小眼儿，眼泪洒得斑斑点点。
怨气发泄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平静下来，思量着如何道歉。他写到，妈，我气头上的话你不要在意，我小、不懂事，我会长大。我写，我从来就不是个好妈妈，我还动手打人，但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请你允许我学着当个好妈妈。我们文绉绉地把这些话写在纸上，下笔轻了很多。在母亲的撮合下，我们从各自的房间出来，有些尴尬，有些生分。我们分坐在母亲两侧，都不说话。那时候，我们真的好像处在同一个辈分，争执、和解，过几天再来一遍。我们就像姐弟一样，我们是同一块陆地抛出的两粒尘土，各自成型，各自成长。
（三）
有一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说是他丢了。
那还了得，顿时惊慌起来。梦里似乎没有更多的细节，只是在跟他父亲哭诉，反复说着一句话：“我把儿子弄丢了。”哭诉的场面，委屈得惊天动地，不像是自己犯了错，倒像是把自己弄丢了。后来一阵狂乱的心跳后，醒了。
先是长长地舒了口气，知道自己醒了，庆幸刚刚的惊险不过是一场梦。但还没明白过来身在何处，黑暗中听见空调呼呼的送风声，往身边摸了一把，触到了丈夫的手，定了定神，想起来我们是在Labuan岛。
Labuan，他的岛，我戏称这是他的岛。此前一个月，我在电话里说，我们要去你的岛上看你。
这间屋子，是傍晚我们三个人一起打扫的。他说，一个韩国的学长毕业回国了，空出了这间。他想搬到这间带卫生间的屋子里，但是每月要比另外两位室友多分担五十元的房租，问我们是否同意。说这话时，我们刚刚进屋，正站这所大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海轮，从KK到达Labuan岛，又在码头乘出租车半小时到达这里。他放下我们的行李，脱去汗湿的体恤衫，光着膀子，指着他原先租住的那间小房间说，开学后新上岛的一位同学想搬来这里。
我们迅速同意。丈夫说，趁我们在这里，帮你搬了吧。他推脱了一下，说还是等假期结束了，室友返回后再搬吧，我们男孩子有力气。费不了多大劲儿吧，丈夫嘀咕了一句，拍拍他结实的膀子说，你是棒劳力呢。我们说干就干。我去阳台找了一根稍长的棍子，在一端捆上一块湿抹布，举起棍子，去抹那间大屋墙角的蛛网。父子俩在小房间里挪动那件三扇门的衣柜。轻一点，他说，重了就散架了。衣柜、书桌和床，是他在旧货市场淘来的，能用但不经折腾。
韩国男孩在墙壁上，手绘了很多花卉，粉红色的。我问他，你这学长是不是正在恋爱呀？他没听清，喊，妈你说什么？我又大声说了一遍，声音在空阔的屋子里回响了一声。那间屋的他听清了，他说是呀，韩国小美女，跟韩剧里的一样。
我扫完蛛网，换了一块抹布，擦窗子的玻璃和护栏网。窗子朝西，正好看见一大片绯红的晚霞，在对面的小山坡上移动。小区里树木葱茏，黄昏寂静，霞光缱绻。我停住了手，喊他来看。一米七八的大男孩，站在我旁边，我伸手揽住他，我瞥见他喉头涌动了一下。他站了一会儿，没说话，回到小房间，继续和他父亲挪动那几件不结实的家具。
霞光缓缓退去，黑暗围拢上来，我拉上窗帘，看着父子俩把家具摆放在合适的位置。他说，咱们还是先做饭吧，天黑了，吃完饭再收拾。
吃什么呢？厨房的冰箱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味道。得去买点什么，正是过年呢。我和他下楼去小区外的超市买菜，丈夫在厨房收拾橱柜里的碗筷。我说，摸着油腻腻的，得再洗一遍，还有冰箱也得清洁一下。
我们下楼，楼道里遇到几只猫，看到人并不躲闪，悠闲地踱着步子。他说，岛上人少，野猫野狗比人多。
路上寂静得像国内城市的深夜。超市的门口，也是只见灯光不闻人声。他在入口处提了大篮子，有些兴奋地说，好久没和妈妈一起逛超市了，妈，咱们能不能多买一些，过年呢，好好吃一顿。然后兴致勃勃地给我翻译英文标签，我像个幼儿园的小孩一样，跟着他。我认得图画和阿拉伯数字，像十几年前的他一样。在蔬菜区，他说，最喜欢吃的蔬菜怎么还是西红柿和土豆呢，像小时候一样，改不了。妈你记得你做的西红柿炒土豆有多难吃吗？我笑着打了他一下，你这家伙爱吃的两样菜，偏偏不能一锅炒，还怪我？他又拿了芹菜，自言自语道，这是我妈最拿手的凉拌菜。说完给了我一个鬼脸。我听出了一点调侃，我想起我一直在蔬菜上和他们父子俩的斗争，我坚持能凉拌的绝不清炒，能清炒的绝不红烧。这斗争不知是不是我赢了，更多的时候我看不到斗争的结果，多年来我一直在远离家庭的地方工作，我不知道家庭的餐桌上每天都有什么，每天都没什么。
篮子满了，他低头看了看，妈，不能买了，这月生活费要超标了。走到小食品区，却又拿起一罐薯片，放进篮子，冲着我吐了一下舌头，夸张地拍着胸脯说，再吃一回垃圾食品，最后一次，妈，请信任我。
我们付账，这会儿我才领教了较之国内翻番的价格。他看着我的钱包瘪下去，突然忧郁，不说话。这眼神我熟悉。多年来我一直默认丈夫“穷养儿子”的理论，即使反驳一些过于严厉的做法，也是关起门来压低了声音争吵。他在成长的过程里大约是隐约听到过我们的争吵吧，有一天这少年突然问我，妈妈，咱们家是不是很穷？他问这话时，就是这样一种忧郁的眼神。
这眼神一直让我很痛。我想我是一个很俗的妈妈，没有他父亲那样的高瞻远瞩和忧患意识。我只看到眼前，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眼睛里有成人的忧郁。
我们往回走，我打破沉默，说，咱们买菜用的时间太多了，爸爸会着急的。
他也恢复了情绪，到底还是个孩子，愁云来得急去得也快。他很开心地说，想起来小时候和妈妈一起逛超市啊，过年买年货啊，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话又令我们进入了怅惘。回忆往事大约总是令人怅惘的。
在怅惘中，我们又提起黄昏时分的晚霞。他说，其实他小房间的那扇窗也能看到大片的晚霞在几栋楼宇间的移动。他不知道韩国男孩的窗前，能看到更多的晚霞，能看到晚霞在斜坡上绯红成一片。
据说这个国家，号称世界五大夕阳观赏地，难怪即使一所非旅游区的房子，不同的房间，也有不同角度的'晚霞。
其实我很害怕看到晚霞，尤其在Labuan岛，他突然这么说，每天最难熬的时候就是黄昏，从学校回来，到处寂静得像没有人烟，野猫野狗在院子或楼道晃悠，天空红得像刚哭过的眼睛一样。
这个大男孩，语气伤感得像个诗人。我走在他旁边，我体会着他的寂寞和伤感。我想他还没有到懂得享受宁静的年龄。他年轻朝气，向往喧哗。他属于朝阳，喷薄而出后一路热热闹闹地走下去。他不属于晚霞的欣赏群体。
一年以前，他曾对着星空狂妄地嘲笑一个叫雯雯的姑娘。那会儿，他以为远方是喧嚣的。他以为只要是远方，就一定是不同的。
这会儿，他在这个远方、在每天黄昏的晚霞中，寂寥和伤感。对生命的历程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只是，这些，我觉得我无法和他说清楚。
我们上楼，几只野猫还在那里，或许已经不是下楼时遇到的那几只了，变化总在我们不知道的另一刻，悄然进行。
晚餐很丰盛，至少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丰盛的。我们家聚少离多，在饮食上总是过于潦草。这次，我终于把土豆和西红柿分开炒了，还做了我的拿手菜凉拌芹菜。丈夫做了牛肉和香菇。他吃得很香，他自夸他一直是个不挑食的孩子，只要是爸妈做的，就很香。他吃得满头大汗，餐厅里没有空调，后半场只好转移到他房间，两把椅子拼成了餐桌，幸好没有很多菜。我们坐在储物箱上。
然后收拾厨房，我把菜用袋子分别装好，放进他的旧冰箱，嘱咐他先吃绿叶菜，土豆可以放放，不着急。又收拾卧室，他从柜子里拿出干净的床单，换掉脏的，动作很娴熟。我说你怎么买这么深颜色的床单，一点不亮。他说，耐脏呀。随后把脏床单和几件衣服放进洗衣机，我抢上前去，拿出衣服，教他，这些要分开洗，他点点头。
当晚，我们住他的房间，他借住隔壁室友的床。那同学趁假期去旅行了。
我就在这个房间里，梦见他丢了。
（四）
早先他在电话里向我描述过Labuan岛。
他说，有时候，偌大的校车只有他一个学生。清晨六点太阳光就已经很亮，明亮的光线照着海岸线，校车沿着海岸线走，也像是沿着一缕光在走。校车里空调开得很足，他不得不常备着一件外套。车窗外椰林、棕榈林、香蕉林，丰富的热带植物，都是他上岛以后才认识的。他喜欢坐在能看见海的那一侧，他喜欢那海的深蓝色。有时候还能看见木船，搁浅在岸边，被浪颠簸着。
他还说，那明亮的阳光和校车内很足的冷气，常常令他产生错觉，以为海岸公路也是清凉的、惬意的，曾萌生去旧货市场淘辆自行车骑车上学的念头。是某位学长帮他掐灭了这个上课健身两不误的念想。学长说，如果你不在意满身汗臭味地走进教室，你就骑车吧。
这些细节都是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讲的。对于他，我大约是一个善于追问的人吧。但他没有和我说过这儿晚霞铺天盖地的情景，他从没提起过的事情，我找不到那根追问的线头。他把半面天空的晚霞和他浅浅的忧伤，藏在了Labuan岛。
在另一个早晨，阳光也是在六点钟点亮天空。我们仨坐在餐厅里，吃乌冬面。他起床略晚，坐在餐桌前时，早餐已经摆好了。他埋头吃面，吃到碗底，看见一个荷包蛋，便抬头望向我，说，是妈妈煮的早餐。他知道我习惯把荷包蛋放在碗底，像藏住一个秘密。
他边吃边给赵先生打电话，说，赵先生，我想用你的车，送父母去码头，他们来岛上看我。赵先生是岛上的一位华侨，自己有车，常常为中国留学生服务，当然赵先生是收费的，且收费很高。
然后他又给房东打电话，这回说的是英语，大约是商量房租之类的事情吧。
收拾好碗筷，我们在那张餐桌上摊开我们身上所有的外币和人民币。我们今天就要乘海轮离开Labuan岛，然后再乘夜晚的航班离开这个国家，回到我们的来处。我们留够路上的花费，把剩余的全部留给他。他一直在问，你们够不够、够不够？我们一直说，够了、够了。他把这一堆票子，分成几个小沓，边分边念叨，这是房租，那是电费、水费、生活费，又看着人民币说，等汇率高一些，再去兑换。他父亲絮絮地叮咛他，要多吃蔬菜、水果，要健身。他便从生活费那沓钞票里，抽出几张，答应着，嗯嗯，好吧，这是健身费。
我看着他，这个少年，他的脸被热带的阳光晒得略黑，嘴唇周围有绒绒的小须，像春天里长出地表的植物，柔软又盎然。在异国，他应付着学业之外的琐碎，应付着生活。其实这是学业的一部分。人生如此。
赵先生的车来了，他拿好行李，我们下楼。
他坐在副驾座位，和赵先生闲聊，介绍我们的关系。赵先生略感吃惊，然后客气地操着生硬的汉语说，像你的姐姐嘛。
他不言语，摸着自己嘴唇周围的绒绒小须。这动作我也熟悉，有很小的孩子喊他叔叔时，他总下意识地去摸那两垄长出幼草的田埂。我猜不出他有怎样的心情，窃喜或者成长的慌张。
我们绕岛一周，作为和Labuan岛的告别仪式。
海岸线时而笔直，时而有优美的弧度。直或弯，是一座岛屿的形状。是大海对一座岛屿的雕琢。
在码头，我们和Labuan告别，也和他告别。
海轮起航时，我没有回头。我等待着这艘船完全离开Labuan后，再回望。离开一座岛屿，才能清晰地看见这座岛屿。
那会儿，他或许已经离开码头，回到那个小岛安静的深处了。
黄昏来临时，他依然会在晚霞中深感孤独和忧伤吧。
其实，这样没什么不好。他不再是一个对着星空狂妄的小孩子了。
然而，他，我的孩子，在这个年龄他仍然不会明白，我们都是一块漂移的泥土，在一个时点遇到，结缘，又注定要分开，注定孤独。我们站在海洋的两岸，也站在时空的两岸，我们彼此都是对方的岛屿。
很久以后，也会有一块泥土，源自他又离开他，漂移出去，在一处地方，独自生长，直至长成一座岛屿，自成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