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录音带的散文
记得小时候，家里曾有一台配有黄皮套的老式晶体管收音机。晚上闲暇时，一家人围住在它的身旁，聆听它的教诲。那时，尚不知何为欣赏音乐，只是极喜欢听电台播放的各种歌曲和音乐。
后来，自己渐渐长大，收音机对我不顶用了，便又做起录音机的梦。
一次从朋友林君那里死缠烂打借来了一台没有了门的砖头式录音机，同时又厚着脸皮央求朋友借我一盘可供欣赏的录音带。记得是扬州歌手朱晓琳的《妈妈的吻》专辑，于是对朱晓琳的歌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虽然周遭的环境开始松动，但还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主宰天下，朱晓琳，程琳的歌就像春风一样吹进了人们刚刚解冻了的心田。有时夜里一觉醒来，我也会情不自禁开机欣赏，要知道，那时候电台夜里是不播出节目的，更不用说能随时可以听自己想听的歌曲了。这样做的结果，也总是惹得祖母不停地对我进行革命的再教育。
然而，那种新鲜和神奇相拥下的氛围没多久就湮没消歇，朋友理所当然地索回了他心爱的宝贝，我心里既苦涩又恋恋不舍的滋味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于是，我发狠攒钱，一定要买一台属于自己的录音机，不久这愿望终于实现了。原因是高中一毕业我就暂停了学业，怀揣着录音机的`梦想，去了一所学校做了代课教师，每个月可挣得二、三十元人民币。大约半年后，一台很漂亮精致的小型美多牌收录机终于抱回了家。虽然它只是一个喇叭，但我已很知足它给我带来的美感音质。
有了录音机，最犯愁的就是录音带了。太平洋影音公司发行的录音带其时要六元七毛一盒，中国唱片总公司和各地方音像公司发行的录音带要五元*至六元*一盒，可想而知，录音带在当时是一种怎样的高消费了。原打算只买几盒录音带作资本，和别人换着听，可事与愿违，好朋友之间竟没有几个人玩录音机，然而我日益高涨的对音乐的迷恋并没有因此而消退。
一个偶然的机会，市新华书店来了一批特价日本进口的空白ＴＤＫ录音带，我托表哥找关系一下子购买了十几盘，花掉我整整两个月的代课工资。空白盒带要自制成音乐带子需要两台录音机对录才能完成，我不得不再次*地为此去寻找和打听同好朋友们的下落。
一次，无意中听说高中同学张君家庭条件优厚。果然，到了他家就犹如进入宫殿一般，客厅里整齐地摆设着彩色电视机，落地电唱机，还有人人都奢望的洋玩意——三洋‘双卡四喇叭’收录机。他哥哥热心地翻出很多唱片和时下流行的录音带，逐一放给我们听。从他家里，我又知道了苏小明，朱明瑛，还有大名鼎鼎的邓丽君，刘文正……十几盘空白录音带没多时便转录一空。
值得庆幸的是，在初阅人世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日子终于来临，顷刻间大量的进口录音歌带溢满了生存的空间。参加工作后，手头上宽裕了一点，我把能攒下的钱都用在购买自己喜欢的录音带上，《贝多芬》一套十盘，《肖邦》一套六盘，《莫扎特》一套八盘；港台流行巨星凤飞飞、龙飘飘、谭咏麟、苏芮、齐秦、林淑娟的录音带蜂拥而至，令我爱不释手。每次外出大城市，总忘不了先要把那里的音像书店跑个遍，不淘到几盒满意的录音带我心里就会空荡荡的。好朋友出差，也总忘不了叮嘱几句，让他捎回几盘某某流行歌星的最新专辑。有时会为没能买到一盘红歌星的录音带而难过好几天哩，录音带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打开抽屉，上千盘自己喜爱的各种录音带映入眼帘，心灵深处似乎有一种满足愉快感，当初购买它们时那种如痴如醉的喜悦情景不由历历在目。
在电视还没有普及到寻常百姓家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我都会选出数十盘自己喜欢的歌星的录音带，按着自己喜爱的不同风格，编排播放着那一首首如闻天籁的悦耳乐曲，一直聆听到新年的钟声将至。其时，那就是一种幸福。
尽管如今是电脑多媒体的高科技时代，但每每回忆起录音带给我带来的春天般的音律，我的心弦无数次在这样的音符和旋律中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