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些启蒙老师散文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读书无用论”的大环境下，我的父母算是很有见地的。他们早早就给我们许下诺言：“再苦再穷，一定会让你们每一个孩子读完初中。”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件很有魄力的事情。尤其像我们家，用父亲的话说：“有三四个孩子”——父亲因为主管计划生育工作，每每别人问他有几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笑而回答：“三四个。”其实，就是三个再加上四个的意思。
我是属于读书比较迟的孩子。到我适龄读书的时候，妈妈生下了老五妹妹。
“老二，你以后再上学。你看，我要出工，家里没有人带妹妹。”这是1969年的秋季，我刚刚启蒙读小学一年级才几天，就*停学，回家做起“儿童主妇”——带妹妹，做家务。或许是母亲当初不忍心打击我读书的积极性，首先让我去学校报名，以满足一个憧憬读书的孩子的心愿。我是那么喜欢学校生活啊。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生下老五妹妹，休完产假以后，必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而我的爷爷奶奶早已去世。母亲思来想去，只好让我晚一年再启蒙读书。
我们家老五妹妹的出生，改变着我的人生轨迹。今天想来，假如我早读书一年，我就错失了参加1978年中考的的机会，也就无法到城里的一所重点高中读书，当然也就无缘读大学。这是后话。
依稀记得，当时好像是教育改革，我们的小学是读了五年半。这样算来，我再次启蒙读小学时间应该是1971年的春季了。
“老三，你在家，反正也做不了什么事，你也跟着你二姐一起读书吧！”母亲如此安排。
于是，我背着老五妹妹，带着老三弟弟，在1971年的春季，再次进入小学启蒙读书。
因为我的背上还背着老五妹妹，老师也许怕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就安排我与弟弟坐在教室里最后一排的位置上。
母亲是个非常爱美的女人。我们读书用的铅笔，她居然不按常规买铅笔而给买的是红蓝两色笔，一头是红色，一头是蓝色。我第一次书写作业，就是用红笔写的。第二天，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江老师在上课之前，先是表扬书写工整的学生，然后眼睛盯着我：“个别同学，书写很好，就是不该用红色来书写。红色是老师用来批改作业的呀。”我有些委屈，当时没有谁告诉我红笔是老师专用的。我只是喜欢红色，就用红笔书写。
谁会想到，我今后的人生就是从事使用红笔的职业呢？
江老师，是民办教师。据母亲说，她曾经代课半年与江老师共事过。那是她还刚刚嫁到父亲这边不久的事情。母亲一说起江老师，就是一句话：“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好老师。”
江老师的声音有些沙哑，浓眉大眼，背部有些驼，非常温和，从不疾言厉声地批评学生，也从不惩罚学生。
上课的时候，如果学生悄悄讲小话，江老师停顿一下，敲敲讲台：“注意力集中呀！”
下课的时候，若是有学生乱窜打闹，江老师最多只是一句：“孙猴子来啦！”
那时候，我背上的老五妹妹，似乎不怎么吵闹，非常安静。下课了，江老师偶尔也会走到我身边问：“放下来吧，让妹妹在地上走动走动。”
课余时间，江老师喜欢与学生一起踢毽子。他踢毽子的样子有些滑稽，动作别扭，背部更驼，毽子在他的脚部很不听使唤，他一瘸一瘸地踢着毽子，引得我们大笑。江老师也跟着笑起来，然后，把毽子丢给我们：“还是你们利索。”拿起讲义，微驼着背，慢慢走进办公室去了。
江老师的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记得有一次公开课，听课的老师很多。江老师带我们拼读——“攥紧拳头”中的“攥”字，江老师带着我们念着：“zuai——zuai——zuai——zuai”如此阴平上去四声抑扬顿挫地反复地念着。听课的老师中有人小声念着“zuan”，课后，我们查阅字典，才知道是江老师念错了。
记忆中，江老师连续任教我四年的语文课，除了第一次我用红笔书写作业遭到江老师的不指名批评之外，似乎得到表扬的时候居多。比如，江老师经常说我的书写工整，江老师也时常拿着我的作文在班上朗读。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然而，在当时，江老师对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那时候，我们家与大队支书家的矛盾日益恶化，支书的老婆就在我们小学教体育课，她在我们大队，就如皇后一般威严，她的几个女儿，就是我们大队的“公主”。由于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也由于支书的威严，我们家的孩子，就像“地主狗崽子”一般受到歧视。
我的数学老师，姓唐，是当时我们学校仅有两位吃上“国家粮”的公办教师之一，他不是我们当地人。按理说，他有一个“铁饭碗”，可以不惧怕当地*的权威的。
唐老师，眼圆，脸瘪，走路腰肢扭动，很女性化的一个男教师。擅长女红，喜欢飞针走线。尤其是编织毛衣的时候，手指灵活自如，针法顺溜匀称。他经常给支书家的女儿们编织各色漂亮的毛衣。按理说，如此柔柔的一个男教师，应该是非常温和的。可是，他最能惩罚学生。他最拿手的惩罚方式是：提着学生的手臂，弯曲成90°，然后抓住学生的肘子，猛力撞击课桌。边敲击边警告：“听不听话呀？听不听话呀？”学生被他惩罚得撕心裂肺的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敢出声，越哭，他就越惩罚。
放学以后，唐老师喜欢到支书家，帮忙做家务。当时的支书，基本不劳动，我的印象中，支书似乎整日坐在大队的代销点的门前，思考国家大事。我们都非常怕他。
一次唐老师挑着一担粪便，在支书家的菜畦里浇菜，母亲路过，带有讥讽地打招呼：“唐老师真能干啊！嘴能教学生，手能编毛衣，肩能挑夜壶呀！”在我们家乡，男的绝对不能帮别人家挑粪桶的，被认为是一件倒霉的事情，而唐老师经常帮支书家挑粪浇灌菜畦。
从此，我的厄运开始。
本来，唐老师就看着我们家的人不顺眼。尤其有一次，支书家的两个女儿向我姐姐挑衅打架，而被我姐姐打输以后，唐老师看见我们家的孩子，就像眼中钉一样仇视，而且把我姐姐抓到他的办公室痛骂：“真是开什么花就结什么样的果！”我们家的孩子，不仅仅是支书家孩子的.“仇人”，也成了唐老师的“仇人”。所以，母亲之所以如此讥讽他，是有原因的。
每一天唐老师走进教室，眼睛圆鼓，扫视全班。然后复习前一天学习的内容。有时候，他哗哗地在黑板上写上几个题目，喊学生到讲台前去演习题目，没有做出题目的，难免又会遭到“唐氏惩罚法”。
有时候唐老师会突然走到我的身边，抓起我的右手，弯曲成90°，猛力撞击我的课桌，嘴里怒骂：“我一走进教室，你就噘起嘴巴，是表示对我不满吗？”我只有忍泣吞声。假如哭泣，他会变本加厉：“你哭！再哭！”然后，又是抓住肘子，猛力几下撞击。
那是我儿童时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只要一上数学课，我就诚惶诚恐，如坐针毯。我怕唐老师借机又来惩罚，我坐得毕恭毕敬，我努力让自己的脸部看起来总是微笑着的，我一定复习好每一天的数学课所学的内容，以防被唐老师喊去讲台前做演习题而被惩罚。我还决不能告诉我的母亲我在学校所受到的惩罚。
唐老师绝对没有想到，由于他的苛刻与惩罚，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后来无论是读初中还是读高中，我的数学成绩始终优异，还是因为是良性循环吧，这首先得益于小学的数学基础扎实。从这个角度上，我似乎应该感谢唐老师。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永远不会敬佩一个没有人格没有师格的教师。
如果推理，我的语文老师江老师更应该要歧视当时的支书家以及支书女儿们的“仇人”的，因为他的饭碗掌握在支书的手里。要知道当时的支书的权威有多大，只要听我说一个教师的遭遇就可想而知：我们队里当时唯一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也安排在当民办教师。到年底结算工分的时候，支书老婆一年工分是三千八百分，而那个高中毕业生的男教师一年的工分是三千六百分。男教师嘟囔说：“我一个男劳力，教学生的主课，比一个教体育的中年女教师还少两百分工分。”就仅仅因为这句牢骚话，男教师*下岗，到队里务农了。
时至今日，当我回忆起我启蒙时期的人和事的时候，我心里的滋味，谈不上苦涩。我也谈不上对唐老师的怨恨，尽管他是如此伤害过一颗幼小的心灵。因为，那时候，毕竟还有我的语文老师江老师对我时常的表扬和鼓励；毕竟还有我们小学校长——也是支书的侄儿，一直对我们家孩子的“看好”。校长总是逢人就说：“翠婶（称呼我母亲）家的孩子，读书有种，好样的！”然后竖起大拇指。在那样“极左”的时代，在校长的叔叔能够一手遮天的地方，校长依然固守自己的师德，对他叔叔家的“仇人”依然看好，而且时加鼓励，是很是难能可贵。我的母亲总说校长是真正的“大好人”。
同一家的孩子，在不同的老师眼中，是如此截然不同。
不知是宿命，还是巧合，第一次用红色笔写字，预示着我终生从事使用红笔的职业。我的那些启蒙老师们，绝对不会想到，当年那个有些可怜的却也成绩优秀的学生，今天从事的是与他们相同的职业。我幸运的，我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中，不需要曲意逢迎地苟活，也不需要畏权惧势地媚活。我可以坚守自己的人格遵循一个教师应有的师德，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学生在我的眼中，无论是一枝鲜花，还是一株野草，都有公平享受阳光雨露的权利，鲜花之美和野草之美，只要爱之，美感是相同。仁爱、公平、正义、良知，应该是每一个为师者浇灌在学生心中的理想之花。
所幸的是，在我的启蒙阶段，虽然有丑陋，却不乏美好。让我坚信人生的美丽。在那个时代，虽然有些人的灵魂是被扭曲的，却还有许多淳朴而善良的人，保持了生命的本真，让我们感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良知，于是，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会寒冷——因为温暖、正义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