搿犋的散文

  父亲在壮年的时候养过几头驴,一次是灰驴,一次是黑驴。灰驴时间长,黑驴时间短。灰驴绵善,黑驴跋扈。

搿犋的散文

  父亲的驴拉粮食和柴草没有问题,但带驴出去耕地,只有一头是是不行的,驴的力量有限,需要找个伴儿。驴找搭档叫“搿犋”。驴的搿犋,要求驴的主人的合作。父亲带着他的驴有过两次搿犋的经历。

  一次是房前的三肉老汉。后来三肉老汉老了,驴也老了。人和驴均体力不支,两头驴一头快一头慢,很不和谐,于是换了一头搿犋的对象,母亲的一个表叔,我叫姥爷。和父亲合作的人都是大他二十来岁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大约二三十岁的父亲,没有了爹娘,一直是当自己四五十岁来创业持家的,就比别的农民更为成熟些吧。

  搿犋后,两家轮着使用牲口,一家用两天,和我们现在有的单位上班需要倒班、值班一样,紧张而有序。遇到突发事件,也可以临时调整。轮到谁家使用,自己家的驴就负责驾车,另外一家的驴用缰绳拴了,跟在车后面,双双下地干活。

  并不是每个农户都有牲口,估计至少有一半的家庭是没有的。那时候的驴和后来的播种、收割机一样,是少数人拥有的生产资料。一头小驴驹要花八九百,上千元购买,在八十年代初期,相当昂贵吧。于是到了春天,耕地、播种的季节,父亲就忙碌起来。

  早上,我上完早读回来,准备吃早饭的时间,就看到三肉老汉带着搿犋的小黑驴来了。他的黑驴很好看,全身墨黑,只有嘴唇是白的。头型俊朗,嘴唇丰满,属于“型驴”一类。相形之下,我家的驴通体灰色,低眉顺眼,没有一点亮丽之处。

  但爸爸却很喜欢这头小灰驴。尤其每次出门卖菜,回来都会夸奖他。“卖菜路上遇到半人深的河水,其他驴车都不敢过,就咱家的驴,哗——哗就过去了。”哗哗,这个拟声词,一般用来形容下雨和水的声音吧,我们老家用它代替大步流星的样子,场面的形象感却一点不输。父亲说:“人不可貌相,其他骡子和马都不敢过,咱家的驴就敢,勇敢得很。”父亲是经常用这种书面化的词语,如“勇敢”“经济”“分析”“形势”“*委员”“*”“国家*”等。

  这头毛驴的确老实,不惜力,我经常看到他大口大口呼吸着,脑袋上汗津津的,就会上去摸一摸,或者赶紧端一盆水来给他喝。这时候母亲会断喝:“不敢,等一等,让他歇一歇。”母亲总说人太乏的时候突然喝大量的水对身体不好,也推及驴。

  轮父亲耕地的日子,父亲总是早早就吃过早饭,在大门口安顿。每每是我上早读放学吃早饭的时候,大门口驴、需要耕地或播种的人、驴车、农具、化肥、种子等等,已经各就各位。那情形就像现在城里的孩子要去上学,一家人送到门口,书包、水杯、彩笔、乐器、雨具、红领巾、各种叮嘱,好不繁忙热闹。

  又总要忘记一些配件,父亲或母亲就急匆匆回来取,或者喊我帮忙。“妞妞,给咱取出小鞍来。”父亲一边忙碌着安顿要带的东西,一边喊哦。就像现在的白领去上班,需要披挂齐整。驴驾车的时候,驴背上有鞍,类似马鞍,叫“小鞍”。驴脖子要戴一个U形的“套缨”。“套缨”用棉布缝制,里面装着荞麦皮,为的是缓解他拉车时与车辕之间的压力。类似我们在办公室桌子午休时,用的U形枕。

  父亲有个小红旗本,上面记着需要耕地的人家,父亲是按照每户人家打招呼的顺序,兼顾耕地所在地段,采取就近合并作业的原则,给乡亲们耕地的。

  耕地的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化,一亩要几元,十几元或者二十元,除此,还要管饭。但到了二十元的时代,吃饭已经不是问题,就结束了管饭的传统。

  我几乎没有见过父亲耕地,偶然跟着去过一次,只记得父亲来来回回,跟着毛驴后面,吆喝指挥。父亲穿着黄色解放鞋,或者母亲亲手做的`布鞋。山西的风大,鞭子和父亲的吆喝声响彻云霄。而两头毛驴,只管往前走。

  父亲耕了一天地,傍晚才能回来。这时候,母亲让我帮父亲倒水吸收洗脸,或者给父亲倒水喝。母亲一边做晚饭,一边总要问他,在哪里耕地了。

  父亲会说,火烧地,或者跌儿上,段上,或者二段,或者三块,或者东坡,或者四家地,或者赵家坪,或者菜园,其他还有孙家围、渚头汇、石封街、疙陀卫……这些耕地都是有名字的,按片儿划分命名。名字千奇百怪,又各有来头,就如乔家大院、皇城相府,耕地因为被命名而显得历史悠久和尊贵,当然更便于农人们记忆和区分。

  母亲更关心中午谁谁家给吃了什么饭。

  父亲有时候累了,或者手头还忙着,说得简单:喝面。

  老家说吃面条,叫喝面,大约因为吃的大多是汤面,烩面一类,有汤水。父亲们饿了,是连吃带喝的,热乎,滑溜。

  有时候说:鱼鱼。

  鱼鱼是高粱面做的一种面食。高寒作物,粗粮,耐饥。要把面用开水和起,搅开快速揉到一起,慢了一点,做出来就会失去劲道。和好面,揪成十个红枣大的面基子,摆放在面板上,一只手五个,两只手十个,同时上下搓动,就可以搓成十条两尺多长的鱼鱼。鱼鱼后来吃得越来越少,前几年母亲在西安给我做了吃,我和老公要吃到撑。但孩子对它没有感情,叫它“灰色的面条”,他一点都不爱吃。

  父亲有时候很累,不多说话,就躺着了。

  大部分时候父亲是心情愉悦的,晚饭的时候,给我们详细地说起一天的经历,尤其是吃饭的经历——

  今天在人家谁谁家吃饭;这人家,可是拔俗人家。鱼鱼搓得细丝丝,锅盖擦得照人影子。拔俗就是特别干净的意思。拔俗人就是女人里面干净整洁麻利的人。

  那谁谁呀老婆,邋遢,搌布黑得铁一样。

  有时候父亲还会将一些具体的技巧引进回来:人家可不是你们一般人,做完了事情才收拾场面,人家是边做饭边收拾,锅台、案板,炕沿随时看着都是干净的。

  爸爸观察了他吃过饭的人家,又通过简单的一两句品评,给我树立了一个一个好的标杆和坏的榜样。母亲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要精进自己做主妇的水平。

  父亲是个爱观察和思考的人,叙述也极为生动。我与村里的乡亲几乎没有什么接触,通过父亲的叙述,便可记忆犹新。

  父亲也是个对生活极度认真的人,干活不惜力,年轻时候,被称为村里力气最大的人,后来却得了胸膜炎,又因为保养失当,转成了肺结核。肺结核几次治疗,数次复发,越来越严重,以致到了我上初一的时候,父亲就再也不能跟着牲口给人们耕地了。

  但驴还是要养。与此同时,左脚有些残疾的母亲也开始学着赶驴车了。母亲赶着驴车,拉粮食,拉柴草,拉粪,让村里的人们看了唏嘘不已,赞叹不已。但带着驴耕地的这样的超苦力的活,母亲实在干不了。只能靠出借自家的驴,换取别人的帮助。就这样,度过了十年最为艰苦的日子。

  家里没有了壮劳力,但农活要干,地要种。人担当不起这些繁重的劳动,这时候,驴就成了和人交换劳力的资本。驴出力,人就可以少出力,别人借用几天驴,就会在农忙的时候,折算为相应数量的劳动来回报。这也是乡邻的互助和担待。此时的驴,为了给主人减轻点负担,就变得更加忙碌了,常常是干活还没有回来,第二天要用驴的事情已经在等着了,一天都不得休息。

  有一天傍晚,我看到母亲牵着别人还回来的驴,留着眼泪叹口气说:“牲口苦太重,你看走路都慢了,毕竟不是自己的牲口,人家们借出去,不知道心疼,也不知道咋用的。”而我也几次看到毛驴回家不吃不喝,要站立着发会儿呆。

  我看到过驴眼睛里有泪。我那时候便知道牲畜也是有感情的,也是知道苦的。只是说不出来。

  我长大后,在城市里工作,听很多朋友说过,辛苦工作一天后,下班回家,坐着不想吃饭,不想说话,只想安静地坐一会。我自己也常是如此,因此就更理解我家毛驴的心情。

  我家的小毛驴作为我们这户人家中的一员,代替父亲行使着养家糊口的责任,我们全家仰仗驴的劳动来更好的生存,自然更要照顾好它。农忙的时候,不仅是草料,还要添加一些玉米和稻谷喂养他。有一次,我家的灰驴生病了,两天不好好吃草料,臀部的骨头日益暴露。父亲说是累得上火了,就让我去把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取两个来,打开放在碗里,让驴吃。父亲说鸡蛋败火,给驴补养身体。记不清当时驴是不是好了,好像是好了的。吃惯了草料的驴,吃两个鸡蛋居然就可以恢复身体吗?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要找人问问,父亲却已经走了,无从问起。

  用拖拉机的人越来越多,拖拉机耕地很快,喂养毛驴显得麻烦,粮食和草料要花去很多金钱和精力。后来父亲常年住院,不知道哪一天,家里就把驴卖掉了。

  现在一些偏僻的农村,依然养毛驴。我的一个朋友说他的老家,依然有搿犋的传统。他爷爷养驴的时候,和村里一个光棍的驴搿犋。驴的主人脾气古怪但人不坏,全村人都是视他为异类,但只有他的爷爷和父亲可以和他相处。

  没错,搿犋不仅是人和人要脾气相投,还有牲口和牲口之间投缘。我经常见我家的驴和他搿犋搭档的驴在一起耳鬓厮磨,好像在说着悄悄话。而三肉老汉在农闲的时候,或者干活回家吃过晚饭,也大多在我家串门。有些年甚至整个冬天的夜晚,就坐在我家的小板凳上,和父亲聊天或者看电视。他当过兵,听他闲聊,才知道他在部队叫“三友”,也有过不少或有趣或壮烈的经历。父亲却说,老人一到晚上就坐在我家,也是为了省电。他一个人,开一盏灯,总觉得太奢侈了。父亲说老人一个月只用一度电,我以为是玩笑,不信有这么节俭的人,在我们眼里,父母已经够节俭的了。父亲说,多少年了,我最了解他。想抽烟的时候,他总要等其他抽烟的人过来,两支烟对接,或者你点燃火柴的片刻,他凑过来要火,生怕费了那一根火柴。三肉老汉比父亲大二十来岁,属于更上一个时代,自然是比父亲更为节俭。其实这些不不足为奇,我们现在淘宝网购,也常为了节省运费,凑单购买。异曲同工吧。

  除了养驴,父亲后来还买过脱粒机给村里人脱高粱,机器贵重,他也是和怀喜姥爷合伙买,合作经营。父亲弥留之际,三肉老汉已去世多年,很多乡亲,包括怀喜姥爷来看他。父亲让我去取烟,怀喜姥爷摆摆手说,早就不抽了,身上很多种病。父亲六十多岁,怀喜姥爷有八十多岁了。父亲还能勉强做起来,怀喜姥爷拉过一个小凳子,和父亲靠得很近,说着话。作为两个在村里精明强干的男人,他们也只互相问着还能不能吃一碗面之类的话。

  我们村里现在只有一个人养着毛驴。父亲弥留之际,身上起了褥疮,我给他网上订购了气垫床寄回去,缓解了一些。但随着身体的消瘦和无法自主翻身,褥疮增加了他的痛苦。我听人说驴粪晾干,烧成灰可以让褥疮痊愈,和哥哥说了。哥哥说那就找老吉应吧。老吉应就那个村里唯一的养驴人了。我回老家,经常看到他和他的驴车慢慢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他的小毛驴和他一样温和慈善。只是现在的驴只负责运送少量的粮食,也是老人代步的工具,不需要也不会有搿犋的对象了。那个夜晚,哥哥忙碌一天后,用塑料袋装回三四个驴粪球。我俩把驴粪烤干,在一个小勺子里点燃。母亲怪我们瞎鼓捣,但很快烟雾散尽,我们得到了一勺燃烧后的深黑色灰烬。

  我将少量粪灰敷在父亲的褥疮上,片刻之后,伤口便干燥了,次日凌晨居然基本结痂了。我惊叹于民间的智慧。

  今天,我想起了我家的小毛驴,想起了父亲和母亲经营这个家的种种辛劳,以及与人为善、与邻里合作的过往。决定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同村读小学的同学们中间征集类似的记忆。毕竟关于毛驴的故事,也只是我十来岁的印象,不够丰富。但我的同学们都对此没有太多记忆,有的家里没有养驴的经验,而大多数人,即便我土生土长的农村小学的同学,也是没有听过“搿犋”这个词语的。

  我突然有了恍惚之感,过去的事情,本该就过去了。但为何我却要记录他们。我为自己的固执感到费解,却又骄傲着自己因记录产生的身心愉悦。回忆起这些,如同在大霾西安的冬天,呼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