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语言的散文

  “文化进化随后取代了生物进化,并马上对自然选择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是由于大量的技术发明,而且也是因为各种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

右手语言的散文

  天刚黑下来不久,我在书里读到说,我们有50种音素,并发演为无止境的语言。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许经历了数百万年,最古老的城池亦难免相形逊色,金字塔便如极幼微的婴儿一样了。上帝让制造巴别塔的人具有了不同的语言,并不再互相能听得懂,于是塔造不成了,这大概就是语言的魔力。然而这毕竟是某些宗教家的自情自愿的臆想,事实上,在我们的语言脑区形成后,我们就具备了学习任何人类语言的能力了。

  我每造一个句子,里面都含有相当的信息量;而祖先们造了无数个句子,其中许多的句子成为文化的基因被编码进精神里。那句说文化进化取代生物进化的话就是在编码的过程里逐渐实现的。我一直都不大明白为什么自己要不断地阅读过去的书籍,我总觉得有某种无法明说的内因驱动着我去那样做;看到那句话之后,我方才醒悟过来:我这个人所以是人,正在于无数祖先创立的文化塑造了我;而我一生下来,所有能跟我说话的人,不管是用嘴,或用眼睛,或用其他一切的能传达信息的方式,告诉我,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这一点天赋地存在于我的神经意识中,它驱使我去找寻我是一个人的因子;因子在苏格拉底里,在柏拉图里,在孔子里,在庄子里,也在这以降或以上的一切精神载体里。

  试图否认人类文化对此在自我的巨大的塑造作用,我没想到比这更愚蠢的了。尤其是艺术,它使我的性情、观念暗暗响应着那些我崇敬的人;而哲学、科学则使我形成了以利他主义为基础的关于人生和知识的看法。可是,穿红戴绿的许多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遗忘了利他;假如我跟你说,人类在6万年前——也许更早——就有了利他的痕迹了,大概你会觉得惊讶,脸上也还会带点羞愧。当时我想,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太严肃了。再后来我想,祖先们给我们确立了这么好的开始,我们却有点背祖,我就不大笑得起来。

  文化——写出这个词,仿佛我在灌输什么似的,可是我得说,我说的一切都只跟我一个人有关——的如许重要,使得我一直以来的阅读古典——在这里,我给古典下最宽泛的定义,即任何先于这一刻的都归在古典里,不管是十年前波拉尼奥写的《2666》,还是公元前6世纪才成文的荷马史诗——的意愿更形迫切。那好像是一把刀——一把刀这个比喻实在不怎么贴切——跟着我,也像一根枪,还是不怎么贴切。我记得爱因斯坦在论古典文学里说过“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的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单调无味的”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所谓“别人”,是指立言的人。他说我们都应该回到古典去,他言下之意,是说任何一个人若想具有伟大的创造力,必然要对过去十分了解,了解过去人的思想,进而认识自己。

  古典文化(也许其中的有些知识显得浅陋、荒谬,但却有着博大精深的思维体系)中相对于现下的我们而言,似乎多蕴涵了一分真诚、沉静(当我说起沉静时,我就想起那些孤独与孤寂的人)、用心。他们是真真正正地、实实在在地、一笔一笔地书写其思想、发现的。一块石头,一块木炭,都可以是书写的工具;鹅毛笔,毛笔,写不了多久就得蘸一下墨;更何况许多人用刀刻在竹简上、石碑上。被写下来的东西,也许不能供给我们实用的知识,但我总是这样认为的,阅读古典对我更多的意味是修养性情。我现在疏于用笔写字了。据说巴尔扎克的手稿总是修改不断,难以阅读。而莫言说过他手写时更有灵感。海明威写作时都是站着写的,每天一清早起床就开始写。古典所以成为古典,不是因为它摆在那里,而是被消化于任何有意革新的独创者的精神中了。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杜威论述得很好。他说“在古老的东西没有被吸收之时,所产生的仅仅是怪异。但是,伟大的'独创性艺术家却将传统化为自身。他们不把传统拒之门外,而是对它进行消化。”传统在杜威的眼里是艺术表现张力的根源。他接着又说“在现代绘画中,伟大的革新者身上勤奋地学习过去的绘画的成分要多于摹仿当代时尚创造者的成分。”古典使我沉静,即使在一个喧嚣的环境里面。我实在不大愿意做一个爱因斯坦说的“极端近视而又不屑戴眼镜”的人,我也不愿依从这个时代的“偏见和风尚”;治疗无知与狂傲的最好的药物,是古典:这也是那个隐隐中驱动着我的内因的一个注脚。它在我心里总是抹不去,像极了360多万年前的莱托里足迹,那是我们的先祖南方古猿留下的足迹,足迹预示了人类社会的开始,我们开始二足行走,开启了真正的人类的一步。

  我还害怕,一旦我疏远了古典,我将不成其为人。人类学家们说,语言是天赋的,是任何人同等的祖先遗传,因为几百万年的进化使语言的深层结构被编码在语言区的微观结构里,婴儿一出生时就拥有了语言深层结构的“知识”。这话说来拗口,却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它不仅说明,人——你和我和他——从遗传上是平等的,并且由此延伸,在社会上也是平等的,人是一种同情的动物。我们生下来就不停地咿呀学语,渴望表达自我,渴望表述周遭的世界;有人说,语言是人类独一无二的本质。尽管是天赋的,但如果我不使用语言的话,我仍然会丧失语言的能力。同样可以推断出去,假如我不学习前人遗留下来的文化,我将会有一天失去人的根本,陷进一个无知的世界时时都在震骇着我的神经。我在这个世界应该同时扮演着三个角色,我是我,我是你,我是他,我是你我他;这三个角色承载了一样的命运,有同样的思想贯穿,所以我天生的要对三个人负永远的责任。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也明白了富恩特斯所以要写“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根据我的经验,看书其实是应该先看古典的。因为大部分的书或者是对古典研究的专著,或者是偶尔、常常提及古典的。如果一个人看了许多古典著作,那么他对于古典以后的书就会了解得更深,也更能明白其思想的来源。以前读卡夫卡的城堡,前言里说关于卡夫卡这个人与他的作品的研究著作已成千上万,是原著的数十倍。这里隐含了一个信息,你都没读过卡夫卡,你同时也就理解不了那成千上万本的研究专论。卡夫卡还只是此种情形的一角。而关于其他更古老、影响更大的古典著作的研究文献,就多到不可胜数了。比如圣经,比如柏拉图,比如亚里士多德。庄子,道德经,四书五经,后代的各种注疏之数量的巨大绝对会让人生畏。有关红楼梦的书又有多少,谁能做个统计;将那些研究文献的题目连起来,字数大概比红楼梦原著还多,真是何止上百万。不久前看费马大定理攻破的历史时,一个巨大的费马数有几百亿位。这里我想到一个有趣的对比,古典的研究专著比为一个费马数是很合适的。我不可能单靠一本传记就把一个人了解清楚的,事实上那只是一个概图,离清晰具体还有着遥远的距离呢。在地球上是看不清楚太阳表面的活动的,而古典就绝对是一副极佳的望远镜,拉近了我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最起码是视觉上的距离。

  哲学史、文学史之类的书,实质上是哲学、文学——姑且将其人格化——的传记。是的,我不读几本哲学书,不读几本小说、散文、戏剧,而直接去读哲学史、文学史就几乎毫无意义。我最近看的两本书——《人类的起源》、《脑的进化》,放下它们给我带来的知识和思考,它们的另外一个巨大作用便是,催促我去读达尔文。它们都与达尔文有关,且不管是颠覆达尔文,抑或是继承、发展、改造达尔文,书里的每一个字除了表达其本身以外,都有着另一个声音:你快去读达尔文。于是我意识到,我也应该读《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了,以及其他更多的。如若我没读过加缪,没读过博尔赫斯,没读过纳博科夫,也没读过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几乎就没法去读帕慕克的《别样的色彩》了。还有尼采,没读过他的某几本或全部书,又怎么能读海德格尔的《尼采》、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呢。这些都成为了不可能,剩下的可能的就只有我的悲哀了。所以当我看见罗念生全集时难抑心中的激动。所以我要把汉译名著、中华经典名著、译文?名著文库、经典与解释文丛、开放人文丛书一本本地买回来。

  认识到了这一些,我对我自己要发展为一个更完善的侧重人类文化意义上的后代,而需要阅读更多的书,愈形紧急了。我每读一本书,都像拉响了一个警钟,也说了更多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敢懈怠;竟我有生之年,它始终将是贯穿生命的一条脉络。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过去的,不仅我本身来源于过去,我的知识来源于过去,我的一切能力来源于过去,更重要的是,我的现在和未来也是来源于过去的,任何的创造物也来源于过去。与其预知未来,尚不如夯实过去。老实说我不相信人有预知的能力,人最高的能力就是推演的能力。而预知无法达到,推演立足过去。没有什么学科比数学更需要推演的了。而数学——据数学家们说——是建立在过去的成果之上的,每一个数学家都只能在这座大厦上添砖加瓦。任何学数学的人都逃不开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也逃不开费马、牛顿、莱布尼兹,也逃不开高斯、欧拉、黎曼。据说,学习拓扑学,不花十年的功夫,连门都进不了。

  文化的世界里充满了密码,我必须解开这些密码,以打开通往更深远的门。就仿佛是说,要通向生命之门,解开基因的编码也是必须的。这一切对我来说尚不算晚,我的生命——保守点估计,我能活80岁——刚过去了四分之一稍多,怎么算也还是个青年。在我的大脑里,眼睛在最前面,而视觉脑区却在脑袋最后面。似乎说明了我眼睛所看到的现世一切都要拿到过去以相互参照,接受过去的萃取;我没有固守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