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汤粑粑散文
童年，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父母为了让那点有限的粮食填饱全家十来口人的肚子，可谓是煞费心机，想尽了办法。记得那个时候生产队是每个月月初开一次仓，把每户人家的口粮称出来。别的人家是月初一开仓，大米白面，好好地吃几餐。我们家永远是清汤寡水，叫我们好生眼馋人家香喷喷的白米饭。到了月底，看到对门院子的蒋奶奶端着个撮箕走东家串西家地去借米，妈妈就会小声地对我们说“老鼠都要留点隔夜粮啊！”好歹，我们家一年四季没有断过顿。
吃得最多的，是斋汤粑粑。
所谓斋汤粑粑，断然是缺油少盐的。
磨了米粉，加水和成不粘手的面团。一大锅水在红红火火的柴火灶上沸腾开来，我们便小心地把那面团揪成拇指头大小的剂子，团一团，捏一捏，做成一个又一个小粑粑，投进滚水中。等水再次沸腾，那小粑粑浮起来了，母亲便把早已洗净切好的一撮箕叶子菜倒进大锅里，用锅铲翻动几下，加些许盐，滴几滴油，偶尔也会放几节葱花，便叫灶下赶紧熄火：母亲说，菜太熟了，就没料了；母亲还说，蔬菜一断生就吃，有营养——这要是放在今天，母亲就是一个十足的营养学专家嘛！
做斋汤粑粑，磨米粉这道工序少不了。家住湘南，小麦是没有的，所以不是磨面粉。我们家有一副石磨，老旧，笨重。我小时候体弱多病，长得比小我一岁半的大妹妹还瘦小，所以推磨的重任自然就落在她的肩上。妹妹也还没有磨把高，父亲特意把吊磨把的绳子放低些，好让我们够得着，这样推起来是很费劲的。我坐在石磨旁边的一张高高的条凳上，左手抱着装米的`竹筒，右手抓着米，小心翼翼地放进磨眼里。布（放的意思，家乡一带的方言）米也是很讲究的，布得多了，推起来是轻松些，但出来的米粉很糙；布得少了，米粉细腻，但推起来很吃力。这时，妹妹就会大口喘着气对我喊：“多点！”我就忙不迭地把米一把一把地布了进去，不几下就磨完了。歇一会儿，我们合力挪开石磨，去扫磨心里的那些碎米。用手指拈一点米粉，捏捏，然后，我们对视一眼“粗了！”俩人就动手返工重磨。我们把放在石磨下面的簸箕端出来，把米粉扫到一堆，然后就全扫进磨眼里去。返工的活，凭我们的力气，单独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于是，我们就卸下磨把，分别站在石磨的两边，肚子紧紧地贴着石磨边上的木头架子，藉以发力，两双手紧紧地握住石磨的短柄，我推过来，她推过去。如是三五遍，终于把晚餐要用的米粉磨好了。只等父母收工回家，我们就可以吃到又香又糯的斋汤粑粑了。我记得我和妹妹开始独立磨米粉时大概也就七八岁，一磨就磨到我离开家去城里读高中。这期间，也和其他的姊妹合力磨过米粉，但总是没有我和大妹妹配合得那样默契，磨起来得心应手。
我们家一般是晚上吃斋汤粑粑。母亲说，白天，大人要做事，孩子要上学，得吃饱。晚上呢，反正睡着了，吃多了没用。其实，我们家早餐和中餐也吃得很将就的。早餐，小孩子都是一小碗饭，再加上头天晚上剩下的一些汤，就着酸豆角就是一餐；中餐算是比较正宗些的，大大小小十来个人，二升米（小时候不知道一升有多少，母亲说一竹筒就是一升），在那个缺油少盐的年代，这点粮食肯定是不够一家人吃的。但我的母亲有她的诀窍：每次煮出饭来，她都会先盛出两碗，装在一个竹箕里，高高地挂在房梁上，谁也不能动它，下餐煮饭时，把这两碗剩饭加到那二升米里一起煮，比光用二升米煮出的饭要多得多，但没嚼头，口感不怎么好。晚餐铁定只有一升米。母亲上工前，会把每餐要煮的米用竹筒量好，放在只有我们家人知道的地方，等我们放学回来煮饭，然后，郑重其事地把装米的木桶锁上，钥匙永远挂在她的腰上——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粮食就是一家人的命根呀！家里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偷，出门可以不上锁，唯有那点有限的粮食是弥足珍贵的。
即使是斋汤粑粑，母亲也会做得有滋有味。加进汤里的永远是最新鲜的时令蔬菜：白菜、菠菜、芥菜；记得有一次加的是红苋菜，煮出来的斋汤紫红紫红的，小妹因为找不到她自己做的一个小兔子形状的粑粑，急得要哭，大姐赶紧把自己碗里的粑粑拔了一个给她，才算是堵住了小妹的嘴巴。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就会把冬天晒好的大头菜、白菜苔之类的咸菜拿出来，放水里泡发好，然后细细地切好，在锅里炒一炒，加在斋汤里香喷喷的。甚至有一次，母亲把在田间小沟里抓到的几条小鱼几只小虾子细细地剁碎，揉在米粉团子里，那个晚上的斋汤粑粑是我至今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了！大妹妹因为个子长得快，老是吃不饱，每次吃完饭，都会把碗舔得干干净净。同村的孩子有的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却是个个长得高高大大，这不能不说是与母亲的精打细算分不开的。
后来生活渐渐好起来，我们再也不用节衣缩食了，以后的几十年再没有吃过一次斋汤粑粑。但我梦中，常常想起那又香又甜的斋汤粑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