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死囚散文

  死囚,63岁。已被执行死刑。

我和死囚散文

  作为一名刑警,在我记忆的深处至今尚未抹去对这个死囚的印象。

  他(既然已被执行死刑,那么所有的罪恶也应该随他的肉身而去了,就称呼为“他”吧),典型的农民,一米七二的个头,身材不算魁梧,也还结实,满是皱纹的老脸黑黝黝的,镶着一双尚未完全昏花的眼睛,下巴上长着花白的一绺胡子。尤其是那早已谢顶的光秃秃的头上,时常会沁出汗珠。说话时总是重复,还拍打着光秃秃的头顶。因为家庭困难,在他57岁时才找了一个54岁的精神不好的寡妇。还有了一个女儿,这使他的生活重新有了奔头,女儿自然是他的心头肉。

  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再不能形容的地地道道的老农民,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叛处了死刑。

  案情是这样的:2004年的春天,这里异常的干旱,农民没办法及时的播种。他在离家很远的干河套边上有一块地,和村民组长的地紧挨着,两家的地块都不是很大,按土地级别是三等地。久盼而来的一场小雨后,组长家抢先把地种上了,而他却错过了这场雨。等到又一场雨他去种地时,他才发现组长种的`高粱已经出来了,而且很明显的占了他的大半条垄。他就去组长家想说道说道,不料在组长家话不投机,他还被年轻力壮的组长打得头破血流。他没有办法,只好擦洗了头上的血,窝着一肚子火回来种地。他是按着原来的地界石种的,这样就把组长种的已经长出来的高粱给翻了一垄。一上午就把邻近组长的地里的长垄种完了。下午,他又挑着水桶装上地瓜秧子,拿着镐头准备把剩下的几条斜垄栽上地瓜。就在他自己忙活着栽地瓜时,组长的老婆来了,看见他把组长家的高粱给翻了一垄,就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只是分辨说自己是按原来的地界石种的,就不在吭声。过一会儿,组长扛着铁锹走来了,组长老婆看见老公来了,骂得更起劲了,边骂边往他跟前凑,他只好从地里直起身站起来,组长老婆以为他要打人,就一头向他撞去,他闪身,组长老婆擦着他身子边倒在地上。组长跑过来说:你怎么动手打一个老娘们,组长拿着铁锹就朝他砍,他只好躲闪着跑,躲闪中他也拿到了自己放在一边的镐头,但还是被组长的铁锹砍了后背一下,他忍着痛向组长举起了镐头,只一下就砸在组长的头上,组长倒下去了,他对着倒在地上的组长的头又抡起了镐头,直到组长的脑浆出来不再动弹。他没有跑,在家里等到我们抓他。

  从现场勘验到抓捕嫌疑人直到最后移送起诉,我是本案的主办人。这是一起典型的激愤故意杀人案件,虽然客观上致死人命,但主观上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强,被害人的过错在先。因此我对他的罪行表示同情和可怜,但同情和可怜不能背离了法律。

  在每一次的审讯中,他对自己的罪行都供认不讳,认罪悔罪的态度很好。清楚记得:在审讯时,他总是重复:“我封埯子呢,我封埯子呢。”(就是把地瓜栽上后浇水,水干了,用手把地瓜秧埋实)。一边重复一边拍打光秃秃的头顶,头顶上早已渗出细密的汗珠,浑浊的泪水顺着老脸往下流淌。他只是重复“我封埯子呢”,不会为自己辩解,说不出:我在给地瓜秧封埯子,不想打仗,是对方先动手打我,我才*还手的。是的,从始至终他都没有为自己打死了人而辩解,一直是认罪悔罪。

  两次提审后,案情已经清晰了。他开始和我要烟抽,也开始和我说他的家庭,他精神不好的老伴和他六岁的女儿。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把人打死了,这是死罪,我枪毙就枪毙吧,我死了我的老伴和孩子可怎么过呀。”“你这年轻的心眼儿真好,没有打我骂我,还开导我可怜我,我信着你了,我肯定要枪毙的,你帮我办些事吧。”这样,他把家里仅有的存款多少,在哪里放着,外面他还欠别人多少,别人还欠他多少,都一一告诉我,让我记上。还说:“我老伴精神不好,后事找我小舅子按排,我死了,让他把老伴和孩子接走,房子看着处理。”并把他内弟的电话告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