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的父亲散文
去年秋，弟弟打电报告诉我，说父亲要来武汉。我一看是当天的日期，下课后，赶着过江到汉口码头迎接。扑了个空，原来父亲和弟弟已经过江来了。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回老家了。去年考取武汉大学博士生，竟没有回家与双亲一起分享那一份欢喜，却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游了杭州。如今倒是父亲千里迢迢地赶来看我，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记得1978年我考大学的时候，分数下来后，乡里乡亲都说，你孩子一定能取。父亲说，哪有那样的好事情。我知道父亲心里一定很想我能考取。在我家族可以记得的几辈人中，只有父亲念过两年书。子女能上大学，对我们家来说，真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愿望。通知书迟迟没见消息，父亲心里很着急，和人家谈话时总是极力淡化它：“百人中才考得一个，哪有那样容易的事！”我不想让父母亲太替我难受，竭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一天傍晚，天已是很黑了，一家人正围坐吃饭，忽听见远处有人喊：“你们家的通知，来拿吧！”父亲奔到门口，确证是朝我们家喊，忙吩咐弟弟：“快去！”弟弟箭一般地取回信，交到父亲手中。父亲就着灯光，大声有力地念了起来。一张薄薄的入学通知书，反复看了又看，脸上因艰辛生活刻下的皱纹全都舒展开来。为了接待前来恭贺的亲友和乡邻们，家里把预备过年的肥猪宰了。在去安徽师范大学报到前的那一段日子里，母亲忙着烧饭做菜，招待客人；父亲则整天整天为我制备用品，打点行装。还请来裁缝师傅做衣服、蚊帐。我的第一件最好的衣服的卡中山装就是这时父母亲给我做的。那时家里生活还相当苦，父母竭尽所能，让我能体体面面、象模象样地走进他们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大学。父亲亲自把我送到学校，把一切安顿好，千叮呤万嘱咐之后，才回去。
工作以后我又考取了辽宁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暑假我回家，告诉父母亲这一消息，父母亲更是喜出望外。妈妈对父亲说：“你送伢去东北吧！”父亲说：“是要去的。”于是父亲又把我送到沈阳。在沈阳，我陪着他游览了北陵、故宫等盛京名胜；父亲回家时我把他送到北京，又参观了*、故宫、天坛公园……这一趟行程从皖南到东北又到北京，我看到父亲兴致一直很高，没有一点倦怠的神情。这期间照的每一张相片上，父亲的脸上都有说不出的愉悦。
十五年过去了，父亲也是快七十的人了。须发也白了不少。让我安慰的是，父亲的精神还是那么好。去黄鹤楼、磨山植物园玩，父亲常常是走在前面，走得很快。我去上课时，父亲便替我收拾宿舍，整理我散乱的书，扫地擦桌子，不肯闲着。晚上，陪着说话，那缓慢低沉的语调把我又带回了故乡，我又走过门前的小桥，看见房前屋后的棕榈、芭蕉、月季和水仙花，还有天然水井和我少年时栽下的那棵垂柳，看见母亲忙碌的身影和仁慈的.笑……父亲一生没有什么嗜好，不喜酒，也不爱打牌，只抽点烟，更多的是抽旱烟，自己种的。父亲说话时，我不时给他点上一支。父亲笑着说：“你妈妈总是把烟从手里夺走，不让我抽。”
我的以前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称赞的话，我也做了好些年父亲了，每当孩子有了一丁点好表现，那怕是主动提出少吃一次“大白兔”，妻子总是不吝啬她的表扬。我原不以为然，渐渐地也不自觉地受了不少感染。但我至今还在怀疑，孩子是少表扬好还是多表扬好。这也让我形成一种习惯：每当有一件什么值得兴奋或骄傲一下的事情，总是用一种平静的语气简洁地告诉父亲，这时，即便他没说什么，我总能从他脸上读到鼓励。父亲常说：“做件事，会，容易；好，难。”这个“好”，在他那里是一个至高标准。虽然至今我还举不出一件称得上“好”的事情，但父亲的话却依旧记忆犹新。
小学快结业时（我读的是民办小学，无所谓毕业），“*”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年跟着大人们与庄稼泥土打交道。七十年代初，公社成立中学，招生时把范围扩大到非应届生。亲友师长们轮番劝父亲让我去上学。父亲很犹疑，我虽然焦急，怕父亲不肯让我去，又不敢央求。父亲明白我的心思。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村伢子，读书能有多大出息。普遍的观念是，能识几个字，会记工分就成。十五六岁的男孩，在队里是个能挣工分的半大劳力，去读书，对一个八口之家（我有四个弟妹，奶奶那时还健在）来说，损失不谓不大。然而父亲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大妹妹天天巴望着父母也能送她去上学，可连校门也没进过。如今想来，心中愧疚得很，更理解了父母那时的苦衷。有一次妻子很不满地对父亲说：“父（我们家称呼父亲只叫一个‘父’字）重男轻女，不给大妹上学！”父亲听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儿媳是城里人。
父亲克己，公道，与人为善，怜贫惜老。他被抓过壮丁，当过学徒，后来在村里做了几十年的基层工作。回村与乡亲们拉家常，他们总是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乡里人不会说“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之类的时髦词。父亲对子女很严厉，平常时候并不老是教训我们，在子女面前却不苟言笑；一旦犯错，是决不迁就的。记得大学毕业后的一年，我回家过春节。一天晚上，一家人围坐火炉边聊天，说起村里的人和事，我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起来，父亲抽着烟，一言不发，我越发得意，竟没完没了地讲着，父亲应该怎样怎样。终于，父亲暴怒起来，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顿。我羞得无地自容，第二天收拾东西就要回单位。母亲含泪把我留住。这是我成年后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十余年来，我不时想起父子间这场“战争”。父亲是对的，他的痛斥使我时时警惕着，尽量减少人生中那种浅薄、无知的愚蠢表演。
父亲在武汉住了四天就要回去，说是不耽误我的学习。临行前，弟弟对我说：“哥，你写写父亲吧。”我答应了他，于是写了上面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