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情结散文随笔
也门对我来说，即遥远但并不陌生。生前曾任市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的先父周钊，1988年至1990年，他远离家人，在也门的塞永工作了两年，是我市较早的援外队员。我还有个任职巢湖市医院妇产科主任的婶婶，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两度加盟援也门医疗队，也是个地道的“老援外”。他们因为医术精湛，工作出色，都曾经多次上过也门当地报刊，是当时那里知名的外国专家。
记得当年父亲出国时，我刚刚上医科大学，摆脱了家长的约束，倍感大学校园的自在，心里十分得意，好像出笼的鸟，不知天高地远。对家里的母亲和远在也门的父亲，我一时并没太多的思念。倒是母亲与父亲，时时通信联系。那时通讯不像现在有电话、网络，只能写信，然后眼巴巴数着日子，期盼着收到回信的喜悦。记得当时，都是将通讯地址按国际邮政信封标准预先印在信封上，每位队员发几十个信封，可以每月通信一、两次。父亲在也门期间给我写了几封信，要求我用功学习，打好基础。信是母亲转发给我的，我的回信也是通过母亲转发给远在也门的`父亲。年少的我，渐渐在这些鸿雁传书中，感受到父亲的点点乡愁；父亲对亲人的深深思念；父亲对我的殷殷期待。虽然没有集邮爱好，但对信封上那些充满异国风情的邮票，我还是颇感兴趣，珍爱有加。每每将其带回校园，同学们也都是争相传阅，称羡不已。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回国前，因为长时间在空调环境工作、生活，患了严重的空调病，周身肌肉关节酸痛难忍，这是援外医疗队员的通病。先前卫生厅通知带活血止痛膏，都以为是也门人喜欢中国的膏药，后来才知道，在也门的医疗队员，带去的那些膏药，自己都不够用。结果父亲回来后的那个暑假，我全部奉献出来，每天按时用艾条给父亲灸背部，做全身关节按摩。医科还未毕业，我就提前实习了，也算是个阴错阳差的意外收获。
大学毕业，我如愿分回父亲所在的医院科室，子承父业，也当上了一名骨科医生。经过父亲和前辈老师们的悉心指导提携，加上近20年的临床摔打磨炼，我很快成长为骨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去年我市接受了组队去也门的援外任务，经组织筛选和考察，确定我为骨科第一人选。虽然知道那里不太安定，家人和我心里都有些忧虑，甚至害怕。但想到那里曾经是父亲和婶婶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是我年少时便因父辈们带回的照片而向往过的地方，我还是欣然接受组织挑选，成为我们家的“援二代”。
当我怀着兴奋和惆怅的心情，踏上远征的路途，最割舍不下的是母亲。当年她送丈夫为国奉献，远赴也门，如今又要送儿子远行。母亲退休前，曾担任市医院多个科室和病区的护士长，但如今的母亲，不仅年事已高，五年前还因胃部恶性肿瘤，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一年多以前又承受了父亲病世的沉重打击，身体大不如以前。从母亲支持我赴也门的举动里，我看到了一个老医务工作者对救死扶伤的坚定信念，也感受到我们母子同心，都有一种解不开的也门情结。当年母亲因为没能到机场为父亲送别，发誓说这次哪怕自费也要到机场送我，以弥补当年的遗憾。机场分手时，母亲虽然没让眼泪流出来，但念子难舍之情又怎能看不出呢？儿行千里母担忧，古语说来总是不错的啊。同来送别的妻子，为了让我放心登机，再次表示，她会尽全力照顾好母亲和上中学的儿子。
来到也门两个多月，感受最深的，不是这里物质匮乏，生活艰难，高温早已突破了40℃，而是我们所在的城市，还时常有枪战，不时有枪声传来，也门总统车队遇袭的地点，就在我们所在省的北部不到五十公里处。事件发生后的一周里，每天有枪伤病人送到我们所在的医院抢救治疗，至今我的病人中，还有两个枪伤病人未出院。为了安全，平时我们难得出医院门，夜间也不敢上房顶乘凉。但越是这样，越是需要我这样的骨科医生，我觉得自己来对了，来得正是时候。如父亲在天有知，想必也会大力支持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