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碗碴散文
七岁的时候，父母将家从村东搬到村西。使我得以认识李家五姐妹。荣、春、艳、杰和老五。
荣、春和姐姐年纪相仿，艳、杰和我年纪相仿、老五最小，至今只记得她叫老五，那么些年，连她的名字都不曾知道。
他们五姐妹是前院邻居李家二伯的孩子。二伯和二娘是两个善良老实的人，个子不高，总是面带微笑，大概喜欢男孩，一连生了五个女孩子，也没见男孩子踪迹，生了老五，长的清秀可人，又适逢计划生育开始，所以就此打住。我常常听见二娘叫老五“儿子”，疼惜之情溢于言表。
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二伯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他在赶马车时摔下来，回到家只说头痛，去村医那里取了点止痛药，并不见好转，次日在家人陪同下去了县医院，一圈检查下来，却发现颅内有了淤血，未及救治就撒手人寰，一家人哭天喊地也未能挽留二伯一条性命。时年，二伯五十几岁。二伯去世当时，我们全家都不知道，因为那时我们举家搬迁至外县已经很久了。
姐妹五人当中，艳性情敦厚，成了我童年最好的玩伴。那时的孩子所有的乐趣全来自于户外。所有的玩具不过是一堆捡来的破东烂西。其中大家最喜欢的当属破碎的花碗碴，村庄里没什么好的东西，祖祖辈辈住下来，东家摔破的盘子，西家摔碎的碗经常出现在小村的街头巷尾，孩子捡来，宝贝似地放在一个角落里，等着过家家时拿出来，有的当盘碗，有的当货币……小小的碗碴在孩子的眼睛里像精灵一样变换着她的角色，艳家姐妹多，捡来的碗碴也最多，我常常在过家家的'时候垂涎着她家的花碗碴，直到艳背着杰偷塞给我几个，我才心满意足的溜回家。转眼到了入学的年纪，我和艳同班，早晨我经常嚼着玉米面饼去招呼艳上学。二娘的手巧。她经常把自己的粗茶淡饭做的有滋有味。我经常会在去她家玩的时候蹭一顿饭吃。至今我还怀念二娘包的黄澄澄的粘豆包和用高粱米面烙的“牛舌头饼”。
记得一个初冬的夜晚，二娘慌张的跑来找我，问我看见艳没有，说艳因为要一支钢笔二伯没有答应，她就不见了，晚饭也没有吃，全家人找了很久不见踪影。我一时也慌了神，急忙的向场院跑去，翻过一堵墙，跳进一个秸秆堆的缝隙，艳果然如我想的一样蹲在那里还在抽泣。我拉起她的手送她回家。第二天早晨我依旧去找她上学，她却站在门口告诉我说她不念了，“就因为钢笔吗？”我问。“上课背手太累了”她说。那年我们上小学四年级。后来我再也没有问她为什么要离开学校，我知道她勤劳能干，家里的针线活，地里的摸爬滚打她无不熟络，曾经我暗想等我们长大了叫她给我唯一的哥哥做媳妇，那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只是到了哥哥订婚的年纪，父母嫌艳个子小，我的心愿也就搁浅了。
后来我上了中学，离家远了，要住宿，见艳的机会不多了，她家也因为孩子太多，房子不够住，去村子北山顶上盖了一所大的房子。搬家那天我和艳、杰早早的把一筐的花碗碴装好，从结冰的北河上连推再抬的最先把它们搬到新家。童年伴着花碗碴渐渐的远了。但是每次放假回家艳都会去看我，还会用她自己的零用钱给我买礼物。一张贺卡一张塑料的年画，然后静静的听我和杰一起给她讲述学校里的故事，偶尔还和我们一起学唱最新流行的歌曲。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人在旅途》。唱歌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懂，如今已经而立之年。人生走过一小半，再次唱起这首歌，内心却是五味杂陈。
十七岁那年，父母决定把家搬到外县去，因为姐姐嫁到了那里。村子是我们祖辈居住的地方，要搬了，老亲少友个个舍不得，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李家五姐妹。本来和艳约好了我第二天的中午走，可是早晨起来装完第一车家具，父亲改了主意，叫我坐第一辆车走，我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思，但是心里眼里却盛满伤心地泪水，因为艳不知道我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不能见到她最后一面，少女的心第一次尝到了凄苦的离别的滋味，车子开动了，快要出村子的时候，我远远看见北河的冰面上一个矮小的身影像我家的方向跑去，我一个人的嚎哭淹没在四轮拖拉机的轰鸣里。
再后来就是听说二伯去世了，二娘改嫁去了外地。荣的丈夫出了车祸死了，带着儿子独自生活。春生了先心病的孩子没活多久孩子夭折了，艳找了个朴实的男人过着平常人的生活，杰和老五也先后结婚，因为二伯的去世，女儿的出嫁，她家的房子没人住了。卖给了我的四叔家，十几年后回到村子李家五姐妹和他的父母都不在那个房子里了。我去看望四叔，那孩提时代的场景历历在目，而时间的车轮已经碾碎了记忆里美好的一切，只余无尽的感伤。
现今的孩子会躲着碗碴走，怕划坏了她的鞋子，她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残破的或白或黑或有着一抹不完整图案的花碗碴，曾经在我的童年里，给了我多少人之初的温情和感动。
怀念花碗碴。怀念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