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上最极端的口味总是母亲的口味。”蔡澜说的话并不意味着要促进母乳喂养。他所说的“母亲的味道”实际上是指母亲年轻时带来的某种烹饪。一旦形成了品味的习惯，它就象花岗岩一样顽固，无论去哪里都无法改变。就像我一样，安徽人，生活在一个像北京一样大的城市已有25年之久，当我想到家乡淮河两岸的美食时，我仍然不可避免地动了我的食指。
2、一般说来，酱汁被认为是中国人发明的，做汤应该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中国人对酱汁的依赖已成为民族特征的一部分。博扬用调味罐描述了中国文化，仅此而已。尽管这不是一个称赞，但足以看出酱油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关于酱油，东方和西方永远不会同意。西式调味酱，果酱，蛋黄酱和辣椒酱都缺乏深度发酵。至于中国酱，如果不产生复杂的菌群，就不会获得一种叫做“咸”的味道，即各种氨基酸给味蕾带来的错觉。
3、主食在中国食物清单上的位置与其字面意义一样重要。农业大国，土地有限和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对主食有着天生的亲和力。这也使中西食品难以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达成共识。在西餐中，无论是开胃菜，汤还是甜品，它们都围绕主菜旋转。而在传统的中餐中，无论菜肴是什么，碳水化合物都是结局。家庭烹饪更加势利，“没有食物”甚至已经成为判断许多菜肴的标准。在北方也是如此，在南方也是如此。
4、人们旅行时，经常会自恋。这两把筷子让我感到我的生命不见了。我吞了几杯酒，变成了旅行的悲伤。
5、在我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多年单调的物质短缺，他们的基因对脂肪食物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形成了饮食习惯。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上取得了进步，但今天对我来说仍然很难摆脱动物脂肪的致命性死亡。如果很多天都没有肉和鱼，而且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会回想起奶奶的培根，令人流连忘返的口齿，以及细腻的油脂在牙齿之间开裂的乐趣。
6、我发现，对于任何写好的文章的人来说，总是有一个假想的敌人潜伏在两线之间，无论是隐藏的还是可见的。例如，曹雪芹的敌人是男人，金庸的敌人是女人；鲁迅的敌人是别人，托尔斯泰的敌人是他自己，而张爱玲的敌人是男是女，只要他们是她的亲戚和朋友-陈小青的敌人。不是人，而是城市，人造城市。敌对的深度与城市的规模及其与乡村的距离成正比。
7、我经常在这里见面的同事是住在附近的播音员任志宏先生。老人沉迷于热情。他经常用辣椒来佐劳老白粉葡萄酒，并声称他的金属声带全部由辣椒维持。
8、我认为，一个人是否可以吃脂肪是衡量年龄的重要指标。当食物和衣服不再是问题时，脂肪，尤其是动物脂肪，将带来更多的身体负担。年轻人不必担心，他们每天消耗很多东西，消化系统有足够的时间开始工作。更重要的是，经科学证明，被人体吸收的油脂通常会转化成称为多巴胺的物质，有助于保持心情愉快。因此，我一直觉得素食派对通常更为严肃，更适合于思考生活并讨论仁波切喇嘛所关心的最终人类问题。但是吃肉的聚会注定无能为力，就像我每天一样傻傻。
9、看到奶奶把泥浆放在罐子的嘴上，期待着她的儿子和女儿回家，我的听觉立刻就被关闭了，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夏天，记忆在我的胸膛里发酵了，情绪激动。菌丝在我的脑海中也正在攀爬：充满奇特风味的校园，贫穷而又寂寞的暑假，父母的辛勤工作，青少年对食物的渴望。
10、饮食要好，写作要好。每个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愤怒，这还不够。在写作和饮食方面，有些人是霸气，有些是疯狂地喷着，有些是愚蠢的，有些是酸的，而陈小青的怒气是当地的气—这与“脚踏实地的气”并不完全相同。确实不是那种您必须赞扬每个档位的那种，而是会责骂高端商品，这真是令人震惊。陈小庆的地球能量并没有从地下涌出然后弯腰抓住他，而是在丹田酿造的，在舌根处浓密，在舌尖处稀疏，并深入土壤，深入土壤。地面，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