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

因此，对于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他的远见。愿景的关键是视角的独特性。文学的关键是视觉角色的成果。

鲁迅的“文化人”不是真实的，而是栩栩如生的，不是生活的代表，而是一种深刻的表达。这不仅是理解的发现，也是理性的创造。它是专门为“批评”而写的，这种批评是为了引起民族反省。鲁迅内心深知这一点，而且做得更清楚。鲁迅属于那种像法官一样清醒的作家。他总是盯着世界，盯着他的小说。

鲁迅是一位负责任的作家。人们已经讨厌责任一词。实际上，责任是良知。换句话说，鲁迅是一个尽职的作家。他向自己施加的使命是切断古老的精神链条，唤醒世界的沉闷之心，并敦促人民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完善。当然，鲁迅的作品并非一步一步就直接写给公众。公众根本听不懂他的《阿Q的真实故事》和《狂人日记》。他主要想影响高层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影响普通知识分子，最终影响公众。他的文学作品最初是针对“小众”领域的。他的思想能够通过多层次的影响而达到时代大众的原因，足以显示出这种思想的强大的现实意义和力量。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民族批评源于1840年以来的西方传教士。这些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写了许多回忆录式的作品。他们最热烈的话题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它成为西方人东方观点的根源。如今，已经有多家出版社翻译和出版了传教士的作品。翻阅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en Smith）的《中国人的性格》，并在书中阅读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全面摘要，您将发现这种观点如何直接影响鲁迅。在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从西方借来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民族批评。通过对鲁迅，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大力分析，就像刺穿了我们国家的背针。无疑，它在民族觉醒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的意思是，鲁迅对民族品格的批评源自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围观。一个国家很难站在对面并看到自己。除非有伴侣，否则您可以在对方的学生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但是，鲁迅作品中的“文化人”绝不是西方人东方观的例证和形象化。他只是走进别人的雕塑工作室，所有的创作完全是他自己的。鲁迅从这种特殊的文化视角进入了中国社会的深层，即进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生动地表达了他的发现和批判性才能。他发现了传统社会中人体的所有压力点和病变。他将文学的关键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由于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命题危及每个人的生存，人民的“私有化”空间不大，鲁迅的文学作用也因此至高无上。

但是，鲁迅在他的时代没有看到在分析西方人的民族性时隐藏着西方霸权的话。在世界上所有贫穷和外国土地上传教的传教士不可避免地屈从并无视一切。在提升救主耶稣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扮演了救主的角色。一方面，他们从完全不同于华东地区的文化背景看中国，他们将不知不觉地使用“比较文化”思想敏锐地发现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们受到限制，并抛弃了优等种族的歧视性目光，因此他们只能看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症结所在。他们的民族特征分析不仅是单方面的，而且是贬义或谴责的。

因为鲁迅想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西方的问题。他需要这种观点来反思自己。他需要这种批评。因此，没有关于西方人东方观的三维推测。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残酷和固执，他想推翻所有传统文化，因此他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常常是不加区别的。当然，他的极端具有一定的年龄理性；正是这种极端使他格外清晰和坚强。然而，他的优秀小说在不知不觉中掩盖了民族性话语中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他对民族特征的批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钦佩他对独特的“文化人”形象的创造，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人看到过具有民族特征的传教士古老而骄傲的面孔。

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中国的“文化电影”在西方赢得了空前的赞誉，然后又获得了各种世界级的闪亮奖牌。在赞誉浪潮中，有一种批评是极其不可接受的，即“这些电影是专门为西方人制作的”。有一阵子，人们以为这是左派僵硬而陈旧的陈词滥调，于是大笑而无视。

但是，中国的事情常常让我和你同在。

这些以文化自我审查的方式关注生活的电影之所以受到西方的称赞，恰恰是因为它们的意识形态背景是一致的，并且通常印证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文化偏见。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的东方观点与对第一批来华传教士的民族性格分析始终是一致的，并且彼此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固定的偏见。一个西方人，尤其是从未去过中国的西方人，你给他的形象是中国人的幽默感和快乐的性格。他还会摇头说“不”来表达自己的怀疑。你给他呆板的形象，他会鼓掌。这些电影通常没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点时空感。角色被放置在四个高墙之间，生活着各种阴影，他们都有怪异的性格和秘密行动，而不是性压抑。这是性变态。这种故事越强大，越神秘，西方人就会将其视为经典的东方。因为“神秘”一词反映了西方人由于文化孤立而对东方的感受。尽管我认为这些电影不是故意用来“请外国人”，但它们并没有摆脱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磁场。他们的文化指针仍然与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en Smith）保持一致。

我最后要说的是，我在本文的标题“鲁迅的锣和郭”上加上引号的原因是，表明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有过错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鲁迅来说，这是我们对鲁迅的神化。这个怎么说

中国文学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鲁迅一直是文学界唯一不容批评的作家。也许是因为他曾经被*任命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作家”-他首先在政治上被任命为“革命家”，然后通过在前面加上“伟大的”王冠而变得神圣。这是不可侵犯的。有人说，鲁迅遭遇“*”，必定遭受苦难。实际上，鲁迅在“*”中也很受欢迎。一位作家被视为神是可悲的。最具活力的作家总是生活在赞美和批评之间。他原本是个战士，但是他在他周围拉了一个带电的铁丝网。他一生中不怕被任何人责骂，但死后他向人们施加了“禁止责骂”的标志。结果，甚至没有人敢甚至涉及民族特征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骂西方传教士固执己见，但我们避免了他们的“东方主义”，这确实是有问题的。鲁迅的光芒也遮盖了传教士！

民族特征批评的问题很复杂。这是一个有两个内涵的概念。一种是我们批评自己；另一种是我们批评自己。二是西方人批评我们。后者的批评包含强大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它们也纠缠在一起。尽管遗留下来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仍然必须澄清：我们通过民族批评认识到鲁迅的历史功绩，甚至承认西方人指出的我们民族性的某些缺点，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西方。中间派对中国“种族”的贬低；我们不应该怪鲁迅是个极端作家，而是要拒绝传教士的傲慢态度。这种差异是必不可少的-鲁迅的目的是警觉自己，激发人们的热情；而传教士则被用来证明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鲁迅认为民族自卑是一种文化疾病，应予切断。但是，西方传教士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治愈的民族问题。

在1980年代后期，我试图用文学来表达我的知识和对传统文化症结的发现。我用辫子，小脚和阴阳八卦作为传统文化的形象，主要是指封建文化的固执，克制和封闭的自我流通文化黑匣子。我之所以没有将这些文化特征转化为鲁迅的人物，是因为，只要考虑到这一点，我就会立即觉得自己是鲁迅的模仿。能够被模仿是杰出的，使人们无法被模仿是一种伟大而独特的创造。我在这里写并且立即停止写，我真的很害怕我也会尊敬我的人。

此外，这种共性不是人们通常共有的人性，而是集体的无意识，一种文化特征。我曾经用“文化人”一词来形容这个特殊字符。这里提到的“受过教育的人”不是“受过教育的人”的概念。 “文化人”是指由独特文化铸就的独特文化品格。这种个性既是小说人物的个性，又是小说外部的集体个性。当一种文化进入某个地区的集体人格心理时，它具有固执且不可逆的性质。如果反向，它将非常慢。它属于一种根性。当然，任何国家的文化特征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优越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劣等的。但这就像一张纸的两个面，都是双胞胎所生，而这两个面都无法避免。但是作家的思想本质上是相反的。文学的本质是批评。当它面对文化特征时，首先必须批评该国的自卑。

但是，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先例。鲁迅是第一个创造性地运用这种文化观点来观察，感受，认识，分析和批评生活，然后升华这个独特的“文化人”的人。他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文化人”。例如，香林的妻子孔一吉，润图等人，尽管在本世纪初具有一定的华人集体性格，但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文化人”。阿Q是鲁迅有意识地创造的最典型的“文化人”形象。在鲁迅的论文中，这种潜在的“文化特征”也经常出现，例如“聪明人，傻瓜和奴才”等。学者们已经讨论了此类字符的深远价值，因此本文将不再赘述。我只想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从其他角度无法发现的内容。例如，从这里我们突然发现了中国社会中慢性病的最根本原因。同时，这种极其独特的审美意象自然地穿越了平凡而平庸的文学界，跃入中国小说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