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散文随笔

  1982年2月28日,年仅52岁的母亲在第四军医大学医院复苏室的病床上,静静地闭上了眼睛,走完了她一生并不漫长却十分艰辛的路程,去了天国。

母亲走了散文随笔

  记得,在我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因工作需要,从天津棉纺二厂调到了吉林热电厂,后来又从北京二机部调到了西北核基地404厂。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姐弟四人,辞去了在天津北洋纱厂的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人民都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中,每月定量供应的粮食根本就无法维持到月底。母亲便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去离家很远的一家食堂门口排队,买回一小搪瓷盆不要粮票的豆腐脑、或是一小盆豆浆,中午的时候热一下,给我们姐弟每人倒上小半碗,再给每人掰上半个窝窝头就是一顿午饭。那时,母亲就会离开房间,站在院里的那颗柳树下,默默地看着一树的繁枝茂叶,摘下一两片柳叶放进嘴里咀嚼着,等我们姐弟将碗底的浆汁喝干净后,母亲就会进屋将碗拿走,倒些开水将碗一一涮过,再将涮过碗的水慢慢地喝下。当年我们姐弟不懂事,嘻笑母亲喜欢喝刷锅水,母亲说:营养都在刷锅水里呢。从前,有个地主特别吝啬,家里的长工干着很重的农活却吃不饱饭。每当长工们吃饭时地主就心疼得不得了,地主想,如果天天让长工们喝掏米水、刷锅水那不是可以省下很多的粮食了吗?一段时间后,地主发现长工们一个个满面红光,变得身强体壮了,地主很是后悔,从那以后,地主天天喝米汤和刷锅水,长工们只能吃干的了。听了母亲讲的故事后,多少年我都认为米汤是最有营养的食物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母亲的双腿也一天比一天地肿胀,手指按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坑,坐下后用双手撑着才能勉强站起来。有天半夜,母亲突然把我们喊醒,说她全身没有知觉动弹不了,起不来了。我们姐弟几个撕拽着母亲,直到天亮也没能把母亲拉起来,只能围着母亲大声地嚎哭,母亲对我姐说,中午可能给我们做不了饭了,衣兜里有几斤粮票和几块钱,让她中午了带着我们去食堂吃饭。我们的哭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一时间家里便挤满了人,邻居郭大爷将我们姐弟几个叫到了他家,安慰着我们让我们姐弟别怕,说他有办法让母亲恢复过来。郭大爷退休前是天津市很有名望的老中医,多亏了郭大爷每天为母亲针灸,母亲才能重新站了起来。

  十五岁那年,我初中毕业便分配了工作,厂子在甘肃西部的戈壁滩上,离家很远。临走的前几天母亲就开始不停地忙活,为我缝补换洗的衣裳,絮了套里外三新的被褥,还给我买了一个仿军用水壶和一个绿色的挎包。离家的那天,母亲把吃的东西装了满满的一帆布包,并用手绢包上三十元钱和三十斤粮票装进我的上衣口袋,系上钮扣后嘱咐说:“车上小心点,别丢了,用完了就提前给家写信。”出门了,母亲扛着行李,我挎着装满水的水壶,提着帆布包开心地跟在母亲的后面。母亲把我送上了火车,隔着车窗母亲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嘴里在不停地絮叨着。火车开动的瞬间,我透过车窗看见母亲突然用手捂住了脸蹲在了站台的`边上,火车走远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母亲的身影也模糊了。

  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母亲接到电报后很是高兴,买了许多红薯、牛肉和苹果,并早早地跑到了车站出站口来接我。回到家中,母亲就把煮熟的红薯和牛肉端到桌上,催着我赶紧吃饭,她自己倒了杯开水就着玉米面发糕边吃边看着我说:“不喜欢吃肉,太膩了。”晚饭后,母亲又洗了几个天水花牛苹果递到我的手中,她自己切了几片萝卜陪着我吃,我就让母亲吃苹果,母亲笑着说:“消化不太好,萝卜帮助消化。”那时的我很不懂事,总觉得母亲说的都是实话,到我为人之父时,才明白母亲那时的心情,那是吃在我嘴里、甜在她心里啊!

  1982年的那个冬天很冷很冷,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了一封加急电报:母病重见报速回!电报上寥寥的几个字让我心里产生了一阵剧烈的颤抖。我拿着家里发来的电报请假后匆忙往家中赶,到了家里才知道,母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饭了,说是胃里发堵吃不下东西。看着母亲那衰弱的身子和枯瘦的脸,我的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

  回到家中后,带着母亲走了很多家医院,都不能确诊是什么疾病,医院的大夫建议说,西安第四军大学附属医院是西北最好的医院,去那看看吧,或许能够诊断出确切的病情。在火车上母亲靠着我,火车走了一夜才到了西安,我和母亲在别人的指点下来到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母亲住进医院后,经过多方面的检查最终确诊为“胰腺癌”,拿到那份沉重的诊断证明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母亲,不知道该如何向母亲述说。我知道,母亲一定看到了我那飘忽的眼神,也一定看到了我眼里浸泡的泪痕,可是母亲没有问,只是说:“在医院里每天花费挺大的,做完手术了咱们就回家吧。”

  母亲手术后的第七天,值班的护士粗心地将B型血浆当作了AB型血浆,500CC一袋的血浆输到一半的时候,母亲全身突起了一颗颗蚕豆大紫色的肿瘢,我看到母亲的这种情况即心疼又气愤,要找医院领导讨个说法,母亲拽着我说:“小姑娘也不是故意的,要是给个处分的话,这辈子不就毁了嘛!”,过了一会母亲又说:“不知道西安有没有卖香蕉的。算了,肯定挺贵的。”母亲住院后一直是靠输血和氨基酸来维持体能的,听说母亲想吃东西了我很开心,就对母亲说:“咱们不差这几个买香蕉的钱,我马上就去买!”那时,冬天的西安很难见到香蕉,我转了很多的水果店,到傍晚的时候终于买到了两斤香蕉,当我抱着香蕉匆忙赶回病房的时候,母亲已经听不见我的呼喊了。

  三十年来,因为家庭的经济状况所限,母亲的骨灰一直静静地安放在家中的壁柜里,每到母亲的祭日,父亲总会把母亲的骨灰盒取出来放在桌子上,点上几枝香,再摆上几小碟糕点、水果。在我的心里,母亲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家。有一天,三弟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在兰州卧龙岗给母亲买了个墓地,问我能否回去安置母亲的骨灰?接到电话后,我心里即感激三弟又很是惭愧,作为家中的长子,却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

  在卧龙岗公墓,当我屈下双膝将母亲的骨灰盒轻轻地放进墓穴里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母亲走了,不觉嚎啕大哭,心中默默祈愿:祝愿我敬爱的母亲大人在天堂安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