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散文

  仿佛是命中注定,父亲的这次意外摔伤,是人生中难逃的劫难。

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散文

  那是2011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照例是给已逝的亲人送纸钱的日子。

  父亲一直是无神论者,对这些,他一直没大重视过。

  那天晚上,我恰巧没去娘家吃饭,母亲晚饭后有点困,父亲正在看央视11的空中剧院,看得上瘾。因离老家远,我们一般都是在路口给逝去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娘烧点纸,一年年的,没时间回老家时,就这么过的。

  那天,电视结束大概要晚上近10时,母亲累了,就说要不,你在家看电视,我去路口烧纸吧。

  就这样,带着打好的纸出发了。

  烧完了,又在另一条街上绕回来回的家,这样,来回的大概半个多小时。

  而父亲,就在这段时间,摔伤的。

  意外,总是很残酷的突如其来,令人始料未及。

  等母亲回家,看到的是坐在沙发上头上顶着一个肿包,眼角有血丝的父亲。

  母亲只是简单的处理了下,因天晚了,也没给任何人打电话,包括近在咫尺的我。

  那晚父亲一定很疼,很疼,一想起这,我心里愧疚不已,心如刀绞。

  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看到父亲戴着帽子、围着口罩在健身器前健身,笑着与父亲摆手。

  把饭菜收拾好,父亲回来了,看着父亲把帽子压得有点低,就笑着说,回家了还戴啊,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去摘,父亲阻拦着,这时就看到了父亲的眼角血痕,我的泪一下子涌出来,怎么了?爸!

  这才知道,父亲昨晚的意外摔伤。下午就要去医院看病,父亲说没事,没事,吃了点药现在不疼了。我还坚持,父亲有点生气,大声说,反正我不去医院!让人笑话哩!

  父亲有时固执的雷打不动,我也就没再坚持。

  第二天到了班上,隐隐有点担心,就打电话给爱人,让他请中医院的朋友杨医生给父亲去家里瞧瞧。

  他是中医,看了看,问了问父亲的感受,也说没大事,心脏脉气不好,喝点汤药调理下吧。就这样,喝了大概近二十副左右。肿也消了,也就没再理会。

  大约停药十多天,有天父亲说有点头痛,我们说要不去市医院看看吧,也系统地检查下。

  这样,在市医院里,做的检查中,其中有个头部CT查出父亲因摔伤引起的“慢性硬膜下血肿”。而且血肿面积很大,给出两种方案,一种手术,一种就是保守治疗,极力排斥手术的父亲,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在市医院住了大概十多天,父亲病情有点加重,走路渐渐不稳,他认为是卧床输液的原因,坚持回家治疗。

  在家里只是吃药,喝汤药,母亲每天就是尽其所能给父亲做他喜欢吃的东西。

  其实这时父亲病情已是很重了,他一口咬定不头疼了,为了让我们相信,他还坚持不吃医生给开的口服药罗通定。

  而那时在网上寻到一个中药方子,让市医院的谷医生看过说可行,我们也很盲目地乐观,父亲的病一定会被治好。

  开始自己能慢慢走路,后来,两人搀扶,后来,自卧室来到客厅,短短的几米路程,竟如长途跋涉似的艰难的令人叹息。正好那是月初,也是年初,工作有点忙,也就没大上心父亲的病。

  后来父亲左腿无力的迈不动步子,是先生背着他去的卫生间,眼神已有些迟缓,但说话还是很清楚的,我问医生,医生说不头疼,就是血肿稳定住了,再观察观察,忙过几天,1月7日,我拿着父亲的检查片子,直接去省立医院,挂号咨询了三位专家,得到的答复是同样的,要立即手术!保守很危险!

  病痛的折磨,令父亲也很虚弱,他说要不再去市医院吧。

  第二天,感觉父亲坐着已是很艰难,我呼叫了市里的120,一路上呼啸着,很快地去了市医院。

  谷大夫检查了父亲的体征,说肌体已是二级,转院吧,直接去脑科,保守看来是不行了。刚在这儿办理了手续,余额已是不多,谷大夫就说我们帮你办理退款手续,你下午或明天抽时间来直接退款就行。

  马不停蹄救护车又呼啸着去开发区脑科医院,市中心离我们渐行渐远。

  很快地办理了住院手续,重新做CT。结果显示,血肿面积已发生变化,过去是1.4*28,现在是1.1*35了,手术,若不施行,将是很危险。本来,来到脑科医院,已知手术将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医生让我们家属商量时,心里还是很忐忑的。由于全家当时商议是保守治疗,手术风险未卜,二姐尚在郑州没回来,打电话给二姐,报告父亲病情,最后她说若实在是别无选择,就手术吧,和大姐商量,也是这样。只是由于父亲体质较弱,我们不可能乐观看到父亲术后情况,但是时间紧迫,由不得我们进行太多的思索,行与不行,做与不做,只能单选。

  医生拿出几页纸,无非是术中不能百分百保证成功,要我们为我们的选择签字,写下书面承诺,反反复复的咨询医生,对医院手术概率、父亲身体耐受度、年龄区间的问询,让我的心里稍稍有点底。想想父亲病卧在床的痛苦,牙一咬紧,泪光中,颤抖着签下了第一个字。又一想,若真的不成功,我将和老父一起走,黄泉路上照顾他,这样一想,又很快地签完了所有的字,准备好资料,医生说我们尽量安排今天下午手术。

  回到病房,看到父亲已输液,旁边还有监护仪在时刻监测父亲的'血压、心率等。

  在下午四时多,有个医生说给父亲剃头,我知道,手术将要开始了。

  整个过程,父亲都在昏睡,在医生通知我们推病人进手术室时,父亲醒了,抬起头,看看我们,竟笑了。那时是2012年1月12日17时。在漫长的等待中,心里无数次地设想了种种后果,越是等待,这种不良念头越是汹涌不已。

  终于18时40分,手术室门推开,我看到了父亲,及头右侧长长的引流管,父亲睁着眼睛,医生对我们微笑,手术很成功。

  做完手术的父亲精神还好,我们推他进我们的病房,还是有监护仪在时刻监护父亲术后的身体体征,可能是中指被夹得不舒服,他不断地推出,我就不断地再给他夹上,反反复复的,让他有点厌烦了。我看了看输液单,天哪,八大袋子液体呢。麻药劲儿过后,父亲头部伤口可能开始痛,他下意识地用手捉,怕他动伤口,我就用手捉住,父亲不断地说,放开,后来近乎有点请求。大姐、大姐夫、我们三人轮流照看父亲,我让他们先睡,自己一点儿也不困,自己心中反复地念佛祈祷。室内除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就是父亲在小声地说话,反复地说手术过程,特别是头盖骨钻孔时,感觉他在旋转,很快地速度,我的泪不停地打转,百感交集,若真得能代受,老天让我去受好了。有时说累了,也休息会儿,反复地在被子上划字,仿佛呓语,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医生叮嘱说二小时翻一次身,二小时后才可少量饮水,开始要流食。费力地推着父亲沉重的身体,握住父亲的脚踝帮他屈起放下,帮他按摩有点凉的身体,唉,此时独立翻身已成为一种奢望。还好,父亲小便正常,不象我们邻床的病人导尿。

  查房的医生要父亲抬腿,抬手臂,父亲很配合,也很高兴,仿佛很得意地笑着举得很高,很单纯的目光注视着医生,反复地说感谢医生让他的腿能抬起。让父亲用吸管喝口水,一点点,父亲也很配合。

  只是我一直很奇怪地是,父亲竟变个人似的,声音含糊地说我把他什么东西搞丢了,很生气的样子,让我束手无策,我那茫然的样子,更激怒了他,他大声地责问我,我开始还洗白自己,反复地,后来,听医生说这种表现是术后反映,我很害怕和父亲争辩对父亲身体恢复有障碍,索性就一直他说什么,我就认可什么,不再争辩了,到现在我还记得,父亲一再地叮嘱让我和拉我下水的人划清界线类的话,他脑中记忆的是不是难忘的年轻时代,那火红岁月中常用的词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大概二天左右,后来吃的东西也多点了,喝得水也多点了,逐渐地能吃点流食,再后来能吃菜饭的,过了差不多半月时间,父亲开始用我们扶着走路,坚强的父亲后来就甩开我们独立行走,过了差不多半月时间,医生看到父亲恢复的挺好的,就让父亲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