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水缸里有条鱼的散文
水缸，和很多衍生于农业文明的词一样，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们的孩子喝自来水、矿泉水、弱碱水，孩子们会渐渐忘掉，人类曾在漫长的时间里，喝储存在水缸里的水。他们或许只能在艺术作品中，或者旅游景区，才能看到那种半径一米左右、高一米多的大陶瓷制品。
深褐色釉面，白色缸沿，造型敦实得像爱吃甜点肉食的胖小伙子。民用陶瓷多不够讲究，水缸也一样，缸身上难免有豆粒大小的楞刺，摸上去手被划得有些微疼感，却又不至于伤到肌肤。如今回忆起来，犹如小时候吃脆瓜，瓜是甜的，蒂是苦的，不小心吃到，呲牙咧嘴的同时，也有可资调笑的表情，让日久天长的苦日子别有一种味道。
让水缸里有水，是个力气活。一条长扁担，一边一根铁链，铁链有钩子，一个钩子挂住一个水桶，（这些东西都和水缸一起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男人们到村口的井里挑水，也有女人，不管这女人多强悍，多妩媚，那一刻都显出劳碌的苦涩，男人多会接过女人的扁担，替女人打上水来。女人把扁担放肩上，一摇三晃的背影，总是引起男人心底的一丝怜惜。
总是有人批判重男轻女，却不知这种思想有着苦不堪言的产生背景。农村世代种地为生，男人能干的活，女人真干不了。忽略了男女先天性别差异谈女权男权，都是不理智的。比如这挑水，一担水在男人肩上晃悠就是舞蹈，在女人肩上，就是吱吱呀呀的疼痛呻吟。
那个年代强调男人能干的.，女人一样能干。于是兴修水利的大军中，有了庞大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性队伍。我曾亲耳听一位担任过妇联主席的老人说：女人跟男人一样推土、挑粪、拉车，累得子宫掉出来。
我家姐妹几个，没有男孩，挑水的活只能父亲一个人干。家里有两个水缸，院里一个，屋子里还有一个。不但要把我家的水缸挑满，还要把奶奶家的水缸挑满。每到过年，我们把水缸刷干净，父亲一担又一担挑水。有时我们做些扫院子之类力所能及的事，挑水，帮不上父亲一点忙。
我们家没有人能接过父亲的扁担，我们都是女孩。尽管我们一年年长大，却还是父亲一年年挑水。父亲不能预见未来科技的发展能让家家户户免去挑水之苦。父亲也很难想象，他的女儿基本都留在了城里，过着再不用挑水的日子。当我人到中年，我偶然会想，那个时候的父亲害怕吗？他会担心自己老得没有力气挑水，家里的水缸空空荡荡吗？我想父亲一定害怕过，他只是不跟我们说，像从不跟我们说生活的其他苦楚一样。
那一年腊月29下午，我负责清洗水缸。我先把缸里的水淘出来，放到洗衣盆或者其他器具里。缸里的水越来越少，缸底的杂物渐次显露，一枚一分钱硬币、一块小小的石头籽，妹妹找不到的那个玻璃球正从薄薄的泥垢中奕奕闪亮。我突然看到了一条小鱼，两寸长，灰色的鱼脊宛如草梗一样。她大概像父亲一样，无从诉说现实的恐惧，只能对生活保持着听天由命的静默和顺从。所以她几乎放弃了躲避，只由鱼尾的不停摇晃表达着绝境下的生存之欲。
我试图把她捞出来，换了小勺追她。但她太小了，小的随便一个缝隙就可以藏匿。水缸太深了，我又够不着缸底。实在没有办法，我使出浑身力气，把水缸推倒了，水流了出来。那条小鱼和妹妹的玻璃球一起，来到了水缸中间凹下去的地方，我先把妹妹的玻璃球拿出来，放到一边，一心一意捞那条小鱼。
水缸里的水流了一大片，很快结成了冰。父亲挑水回来了，看见我蹲在倒地的水缸前，问我干什么呢。我说，缸里有条鱼。父亲放下扁担，很轻易地捞起了那条鱼，放在旁边的水盆里。他自己洗净水缸，把水缸扶起来，放正，然后把水桶的水倒进去。他把扁担放在左肩上，右手端起水盆，把一盆水和那条小鱼一起又倒入了水缸。
父亲拾起扁担又去挑水了，我趴在水缸沿上，看着那条灰色的小鱼，在翻卷的水中快速游动。她大概知道自己已被放生，再也没有生死之忧，她沿着水缸四壁游了一圈又一圈。
水慢慢平静了，小鱼潜在缸底一动不动，直到父亲又挑一桶水回来。每次水倒进去，小鱼就在水波中游舞穿梭。那一桶水，该是她心里一泻千里的瀑布，那越来越多的水，一定就是她辽阔的大河和奔腾的远方。她游得酣畅淋漓，无所顾忌，好像天下再无忧苦，世上再无生死，万物之间唯有相生。
一晃父亲走了很多年，那条小鱼也不知去向。这些年，我让自己保持着和世界的某种同步，一些新鲜事物依次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又远去。很多新科技像玛丽兄弟、斗地主那单调机械的配乐一样，游戏兴趣终结的时候，回忆里是淡淡的厌倦和时刻可以卷土重来的轻薄。但水缸和关于水缸的记忆却在时光的远遁中越来越多了凝重和深情。
故乡已远，回头无望，不是因为时空距离，而是我们曾经弃绝的生活，不能满足我们越来越高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听家里人说，今年村里来了两位老人，七十多岁，年前在村里租了房子，在村里过年。老人年轻时去了上海，家里已无近亲，从繁华大都市到小乡村过年，是一种体味，更是一份缅怀。毫无疑问，老人不会久留，很可能再不会回来，但生命的河流因为上游的波澜才有下游的浩淼，回忆的繁花从来都是未来生活的种子。而此刻，做该做的，想做的，尽心尽意，正思正念，只为让游过此生的鱼，多一些，再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