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天，倪主任兴冲冲地把抚恤金送给欧阳二，谁知欧阳二连理都不理，只顾自己嘴里嘟嘟哝哝的。说得烦了，欧阳二瞪起眼睛大声骂道：老子有手艺，老子不要人养。倪主任耐心劝导他说：你是战争受害者，也为部队作出过贡献，这是你应该享受的待遇。欧阳二火了，一把抢过钞票扔到门外，又一把揪住倪主任的前襟往外一搡，随后“砰”地关上了门。 后来，也不知道是因为欧阳二怀疑于氏收下了抚恤金呢，还是回乡后逐渐想起了由于学艺，以至毁了自己一生的缘故，他揪住于氏的头发狠揍了一顿。不仅如此，自此，于氏陷入更大的劫难之中，隔不了几天，便会遭到自己儿子无缘无故的殴打。有时，夜深人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位不幸老人压抑的啜泣，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这个“杯具”，一直到于氏蹬脚咽气方才结束。 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红袍街人惊奇地看到，欧阳二用板车拉回了一个很大的草绿色军用木箱，出于好奇，大家一齐拥上前，帮着把箱子卸下来。在那个除了每天喊喊口号，其它基本没事可干的年代，大家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干脆找来了榔头、启子（螺丝刀），打开箱子。箱子里是一台蜜蜂牌缝纫机，以及大大小小的一摞木板。欧阳二见了，突然象换了个人，笑眯眯地指挥人们干这干那，转眼间，一个简陋的裁缝铺子诞生了。 开始，街坊们出于怜悯，找些大人的旧衣服让他改给小孩穿，结果发觉孩子穿了特别好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特有型。当时，街上的裁缝店改一件衣服要一块半钱，而他只收一块，加之他特别讲信用，说几天取货就几天，所以生意很好。也有个别贪小便宜的妇女，欺他脑子不治事（有问题），取衣服时装作忘了带钱，拿了衣服就走。欧阳二不阻拦，不言语，但第三天上午当这家人打开门时，就一定会看到那终年戴着招牌帽子的欧阳二，颈脖上挂着皮尺，树桩似的'站在那儿，正怔怔地盯着自己呢。 那时，我们家兄弟姊妹五个，而且个个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期，所以，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不仅仅局限于老三，还得延续至老四、老五。因而，忝为老五的我，穿的衣服十分多姿多彩。与此同时，去欧阳家取衣服的革命重担也基本上落到了我的肩上。开始时，我唯恐他打我，每次去都离得远远的。后来，去得多了，不但不怕他，还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悲壮与柔情，失落与憧憬相互交织的丰富内涵来。
2、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下午，红袍街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戴着帽徽领章的军人，一个戴着蓝卡几鸭舌帽，身着军便服。小巷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尤其是那穿便服的中年汉子，相貌猥琐，眼光呆滞，看看又似曾相识。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之时，欧阳一挤进人群，一把抱住那中年汉子，大声嚎哭着说：老二啊，我苦命的兄弟啊！这么多年了，你到哪儿去了啊！但任凭老大如何呼唤，欧阳二都一声不吭，面无表情。 当兄弟二人回到家时，于氏早已哭瘫在自家门前（欧阳家共一排四间屋，老大结婚后住上首两间，于氏住第三间，下首一间给欧阳二）。不一会，居委会倪主任闻讯赶了过来。军人拿出介绍信和革命军人伤残证递给倪主任，并告诉他说：抗战时期，欧阳二在江阴被坏人打伤后，幸运地被当地游击队收留。后来，大家发现他有做衣服的特长，便将他推荐给了新四军军服厂。 据军人说，他生活基本能自理，干活也不含糊，只是在发病时会整日整夜嘟嘟哝哝地骂人，有时甚至还有暴力倾向。刚开始时，几个月发一次病，但近年来情况严重了，经常发作，部队领导经过慎重讨论，破例为他办了伤残证。军人说，部队已与当地民政部门接洽好，请居委会同志按月代他领取生活费。 晚上，老大夫妇烧了几个菜端到于氏屋里，大家吃了顿团圆饭。欧阳二木偶似的，别人叫他吃就吃，让他喝就喝。吃喝完毕，于氏将他领到隔壁，服侍他睡下。半夜，于氏不放心，忍不住来到欧阳二床边，拉开灯一看，他根本没睡，眼睛睁得骨碌碌的。于氏不觉再次大放悲声，而欧阳二的眼中竟也滚下泪来。那情景，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得不“内牛满面”、肝肠寸断。
3、到了七十年代，大革命的洪流开始席卷小城，人们一反以往的宁静安详，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各式各样的*兵团风起云涌，人人都如打了鸡血，不分昼夜*地谈论着反修防修、挖洞积粮的国策，欧阳二似的嘟嘟哝哝着最高指示。 那时的我，已到了青春豆勃发的年龄段，没由来的伤感常常折磨着我的身心。我沉着脸，背着手，在家与学校之间的路上独自踟蹰，仿佛中世纪徘徊在罗马圣殿外的忧郁诗人。一个月色如昼的仲夏之夜，我辗转反侧，索性起床，来到了屋外，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小西门。 正当我作神仙遐想之际，忽然夜空中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吹奏的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曲子。那歌词是这样的：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此时，一轮银盘似的明月高悬在天际，徐徐的清风杂揉着天籁般音符充盈我的心间，不觉如醉如痴。忽然曲调一转，由欢快甜美转向凄美苍凉：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 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 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 妈妈又昏倒在地上…… 循着笛声，踏着音符，我来到了吹笛者的面前，只见欧阳二跨坐在那面小城仅存的城墙上，旁若无人地吹着笛子呢，那姿态竟是那样的潇洒，那样的飘逸，那样的超凡脱俗。此情此境下，任谁也不可能将他与老街上那受尽劫难的诡异裁缝联系在一起啊！ 唉，这疯狂的世界啊！ 月亮，月光，月色；断垣，残影，笛声。那时，那刻，那一幕已经永久地镌刻在小城的记忆中…… 后来，于氏大约扎挣到七十岁左右，去了。于氏去后，再没人为欧阳二烧水煮饭。他每天上午到老虎灶冲两瓶开水，顺道买八只大烧饼，或者十六根油条——严格控制在一天八两、一个月24斤计划粮的范围内。 一个严冬的早晨，老大夫妇忽然想起已经两天没有看到欧阳二出门了，而且也没有听到他嘟嘟哝哝的骂人声，顿觉不妙。夫妇二人撬开大门，见欧阳二歪戴着帽子，颈脖上套着皮尺伏在裁衣案上，扒过来一看，早已离世多时——那时，大约还未过花甲之年。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可是，我却至今无法忘怀，常常在醉里梦里还依稀能听到那悠扬的笛声，感受到那童年服饰的纠结与温暖……
4、欧阳家传到这一代，只有兄弟两个，老大欧阳一，老二叫欧阳二，兄弟间相差两岁。母亲于氏早年守寡，凭着为大户人家洗洗衣服，为左邻右舍缝缝补补，将兄弟俩个艰难拉扯长大。老大十三岁时被送到人称“街上瓦匠”的赵师傅席下学艺。赵师傅砌炉子修烟囱是一绝，他砌的炉子不仅出火快，拔风好，而且节约燃料。有些店家如果炉子坏了，或烟囱倒了，恰巧他又没空，宁肯歇业也不肯找别的瓦匠。三年后，老大艺成，自己单干，后娶妻生子，分家单过。 上世纪三十年代，欧阳二长到了十三岁，于氏按例托人将他送到安泰桥下李氏裁缝店学艺。那时的衣服简单，女式叫大补头（音），衣服开口在身体右侧；男式叫对面清（音），开口在前。衡量衣服做得好坏，也就是裁缝手艺的标准也很简单：一是合身，二是针脚均匀密实，三是纽扣结实美观。李师傅的手艺在前两点上与一般裁缝相比，强了一点点，但他盘纽扣的功夫，那可真是高明得不得了。尤其是女式纽扣，不仅结实耐用，而且花样繁多，漂亮大气。而更令人服降（佩服）的是他能根据各人的高矮胖瘦，气质身份，盘出不同的花色品种来。人们往往在衣服破得没法再穿时，也要把纽扣绞下来给小孩当玩具。 照例三年咸菜梗子吃下来，艺成满师，欧阳二毅然辞别师傅和母亲，独自去上海闯荡。也是机缘巧合，到上海不久便被徐家汇一家裁缝店老板相中。由于他勤奋敬业，又有一套盘纽扣的独特功夫，不久，便积攒下了不少钱财。
5、老街伤情抒情散文 据父亲说，我们所在的巷子过去叫红袍街，但母亲却反对说，不对，应该叫紫袍街。然而，据邻居私塾先生常老爹说，这是以讹传讹，她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绿袍街。常老爹在世时曾赌咒发誓地告诉我说，民国时，他曾在县府亲眼看到《县志》上记载：庆云寺南，护城河东，有南北街。街名：绿袍。 历史与神马相似，这段公案估计是永远也没法理清了。但是，在此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背景下，我们还是姑且将此街称之为红袍街吧。 相传，红袍街原来是条不起眼的小巷。宋高宗年间，也就是白娘子雨中西湖巧遇许仙那年，巷中一子弟在京城发迹做了大官，特地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穿着绯衣蟒袍回家省亲，一时轰动了全城。从此后，人们便将此巷称作红袍街，并流传至今。 据老人说，过去的红袍街十分繁华，比县衙前的大街还要宽阔的青石板地面有一丈八尺宽，大街上商贾云集，车水马龙。但自我记事起，红袍街根本已看不出街的模样：一条两米来宽的土路两旁，稀疏地分布着二十几户人家，一垄垄的蔬菜田间隔其中。本文的主人翁就是红袍街一复姓欧阳人家的子孙。
6、这一年，日本人开始在上海作怪，市面上一日三惊，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一天，欧阳二接到于氏口信，说为他说了门亲事，让他回家成亲。接信后，欧阳二十分振奋，连忙收拾了随身衣物准备返乡。 正所谓思乡（香）心切，欧阳二等不及天亮，连夜赶到码头，却不料码头上满是携枪带刀的军人和投亲靠友的市民。他咬咬牙，请老板出面，花重金雇了辆电驴子，连夜赶到瓜洲渡口，谁知渡口已被军事管制。欧阳二无法可想，只好随着难民赶往韭菜港去碰“运气”。 这是个深秋季节，当欧阳二来到江边时，东方刚刚现出一丝曙色，近处远处的江滩上，狄狄芦花在晨风中诡异地摇曳。欧阳二又饥又渴，既惊且疑，正想找个地方歇息一下时，突然感到后脑勺一震，顿时眼冒金星，昏死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