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麦子散文

  我回到老家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可父亲早已把麦粒子完全摊开,远远看去如同金灿灿的一片湖泊,木锨的痕迹使麦子像微风拂过的湖面,皱起道道波纹,走近了细看,一垄一垄的,又像刚刚收割的麦田。

晒麦子散文

  麦子就晒在大门前,我家门前是村里修的水泥道,一到收获季节,就自然成了晒麦场。

  父亲正在大门里边的简易钢丝床上躺着休息,听到我的声音,他翻身坐了起来,动作很麻利,父亲并不瘦,父亲的皮肤晒成了棕红颜色,父亲的头发依然是黑白相间,父亲的胡子依然那么稀,有点长,该刮胡子了——我一眼看到的,就这些内容。

  我递给他一根烟,点燃:“这么早就摊开了,不是说等我家回来吗?”

  “这点小活,没事,闲着也是闲着。”他吸着烟,淡淡地说:“家去吧,你娘在屋里。”

  我进屋,娘正收拾着碗筷,父亲也跟着进了屋。

  父亲话不多,即使在他的儿女面前,他最多的时候也只是静静地坐着,抽烟,喝茶,听我们说话。

  平常我和兄妹给老家打电话,父亲也总是把电话交给我娘,娘为此不止一次地叨叨他:“你接啊,你儿子和闺女的电话怎么也不接?”

  父亲不反驳,坐在电话旁边,听电话里传过来的儿女的声音,捕捉着电话里的所有内容。

  “现在收麦根本不用你牵挂,你嫂能帮忙,再说几乎不用人,一个电话,人家就把麦粒子送到家门口了。”

  确实,收麦和以前相比简单了许多,但再简单,四五亩的麦子眼看熟在地里,收不回家来总是心慌——收麦的那几天,天气常变,就怕刮风下雨,只有收到家里,才能够把心妥妥地安放在肚子里。

  大约四五年前,我们兄弟就劝父亲不要种地了,毕竟七十多的人了,也该歇歇了,可爹娘就是不愿意:“庄稼人不种地,那还算什么庄稼人!没事,累不着,你们只管忙你们的事。”

  我知道,地是父亲的命,他离开土地会觉得活着便也没了意思。我们劝说不了,只能退一步让他们减一点,少种点,也算那么个意思。可父亲一再说:“没事儿,再种一年吧,真干不动了就不种了。”就这样一拖再拖,地不仅没有减少,听娘说,爹还闲着没事沟沿子河边子的开了不少荒,一到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父亲的粮食。唉!

  爹从来没说过什么,倒是娘常在一边念叨:“种就种吧,真让他闲着肯定憋出病来,人没有累死的,都是病死的,一人一个命。”

  其实,有句话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知道,爹娘不想增加我们的负担。“能干一天,就干一天,你们也都不容易,里里外外,花钱的地方多的是,买房子买车的,还不知道孩子最后分到哪里去,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说过娘多次:“快八十的人了,别操那么多心了,咱村里像你们一样年纪的,还有种地的吗?儿孙有儿孙的命,花钱的地方再多,你们该花的也得花。”可说归说,答应归答应,地该种的还在种。

  喝了两壶茶,我走出大门,拿起木锨,翻一遍麦子。

  我学着爹的样子,用木锨顺着一边把麦子翻起,原来拱起的薄薄的麦垄,便露出了青灰色的水泥地,木锨刮过地面,麦粒刷刷地响,木锨与水泥地磨擦发出钝钝的噪音,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旁边,他提醒着我把木锨贴紧地面,麦子厚的地方要把木锨立起来,要想法把麦子摊得均匀一些,我似乎不得要领,看我笨拙的样子,他一边笑我什么也不会干,一边就要我手中的木锨。

  “没事儿,你歇歇吧,我慢慢就学会了,你不让我干,我什么时候也学不会啊。”

  我让他到大门里面休息,可他不动,弓着驼了的背,站在旁边看我干。

  阳光像一根根刺,刺得我头皮发麻,浑身发痒,汗水滴滴答答流了下来,麦粒子被太阳晒得发烫,我光着的脚板子,一开始的时候很舒服,但时间长了就痒得难受。但我终于翻完了一遍,我撩起汗衫胡乱地擦了擦脸,然后脱下来,擦了擦胳膊和手,顺手一拧,汗衫子竟然拧出浑浊的汗水来。

  娘把茶壶端到了大门里,我和父亲对坐着抽烟——二十年前,父亲查出了冠心病,后来又有严重的胆囊炎并做了手术,我们曾严肃地劝他不要抽烟,他也很听话地戒了一阵子,但后来又偷偷摸摸地抽了起来,后来我也慢慢想开了,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抽了一辈子烟了,你再强迫他戒烟,他自己会不高兴,有时会因此连饭都没心劲吃,既然这样,为什么非要让他戒烟呢?人老了,为什么非要逆着他的心,去做那些听起来对他好的事呢?爱抽就抽吧,只要他高兴,抽烟不一定会生病,但不抽烟他很可能会生病的!我不再劝他戒烟,每次回家的时候,还会给他带上一条两条的纸烟——这毕竟比他卷的老旱烟要平和一些啊。

  父亲原本话就不多,我们爷俩对坐着喝茶,抽烟,父亲时而会起来给圈里的羊添添草,我呢,就起来去翻一翻麦子。父亲说这样毒的太阳,不用翻麦子也会晒得干干的,母亲倒不阻止我。“他愿意翻就翻去呗,你们爷俩坐着也是光瞎(本地土话,浪费的意思)烟卷子。”

  我笑了笑,爷俩个面对面坐着抽烟就挺好,谁说一定要叨叨叨叨地说个没完呢,我很享受和父亲对面坐着抽烟的'时光,我想父亲也是,不然,几乎在家呆不住的父亲,今天为什么就没有下地呢。

  我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子,索性连鞋都没穿,光着大脚丫子翻着麦子,不时有过往的邻居打着招呼,开着玩笑:“哟,会干活吗?跑老家来找罪受啊?”我也和他们开着玩笑哈哈着。“大学生,这顶着太阳的滋味,比不上你们坐办公室吧?”“还大学生呢,都老成大学生的爹了……”村里年轻人我基本不认识,能开玩笑的几乎都是比我大一点的同代人。

  邻居们和娘聊着闲话,他们的对话时时钻进我的耳朵里。我这时才明白娘的小心眼子:她并不在意我干多少活儿,她很享受的,是让来来往往的邻居看到他的小儿子回家干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当爹娘的更自豪——在外工作的儿子虽然不会干活,但他总挂着这个家,挂着家里忙碌的老爹老娘,这不,一到农忙季节又跑家来了。

  我愿意满足娘这小小的虚荣心,今天这光着膀子赤着大脚丫板子的不是什么老师,只是儿子,是眼前这老头老太太的儿子。

  太阳落山的时候,父亲说晒好了,可以收仓了。

  我们先是把麦子堆成堆,然后,用水桶挑到存粮食的屋里——说是水桶,其实要比普通的水桶要大得多,是那种装乳胶漆的大圆桶。母亲告诉我用三轮车推到屋门口,然后再提到屋里去。“那样够费事的,直接挑吧。”我以为运这堆粮食费不多大劲,豪气地说。

  父亲没说话,于是我们装好水桶,开始运。在屋门口,父亲拿起秤,我不解:“怎么,还用过秤?”

  “称一下有个数,看哪块地亩产高,心里明白。”母亲也在旁边帮腔:“忙了一季子,看看能打多少麦子,心里亮堂。”

  我实在不理解他们的郑重其事,不禁暗自好笑:值得吗?不就这一堆麦子么,能值几个钱?但看着父母认真到庄重的样子,我没再说话,既然他们乐意,那就随他们的心意吧。

  “大桶43斤,小桶38斤,按40斤平均吧。”父亲一边念叨,一边在算盘上记下数字。

  运了几趟之后,我才觉得这活不好干,我先是两手提桶,提了几趟后换成担子挑,麦堆消了还没一半呢,胳膊和肩膀又酸又胀,父亲要替我挑,我在家里怎么能够让七十多岁的他来挑呢,我不停地擦汗,不停地喝水,借机休息一会喘几口气儿,我不停地问着多少桶了有一半了吗?我内心真盼着麦子能够少一点,早一点干完好好地休息。

  “庄稼人忙了一季就盼着这一天呢,越累越高兴,老二,你不用慌,咱歇息着干,多喝点水。”

  我数着从麦堆到屋门的步数,单趟16步,我记着挑了多少桶,我看着麦堆消了多少,当麦堆终于消灭的时候,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像刑满释放的囚犯一样逃离了苦刑——真的,当时我就这么想的,有个邻居大哥看我狼狈的样子,取笑我说:“不跟坐办公室喝大茶轻松吧。”我用胳膊擦拭着满脸的汗,气喘吁吁地说:“说真话,这活一小时给我两百块钱,我也坚决不干。”

  “哈哈,还两百块钱呢,一分钱不给你,你这不也是大包小包又买东西又拿钱地回来了吗?”

  “嘿嘿,那没法子,谁让自己当儿子呢。”

  我从小就害怕地里的农活,尤其害怕割麦子刨红薯,工作以后又不大接触农活,所以,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可说归说,既然父母都还种着地,尽管内心很害怕,尽管内心特别不愿意干,我也必须回家来干一点,好像干那么一点,我的心才能安稳下来。

  “一共56桶,56乘以40,2240斤,比那块地好一点,亩产能达到1100斤。”父亲把算盘打得哗哗响,母亲听得津津有味。

  在父母算账的同时,我也在偷偷地算另一笔账:56桶那就是28个来回,一个来回是32步,28个来回就是896步,如果每步按照70厘米计算,那么,我一共走了627米多一点,而在这行走的过程中,我是挑着(提着)80斤的麦子,天呢,平时哪有这样的运动量,难怪胳膊疼得不敢抬肩膀不敢碰了啊!

  “怎么样,不轻省吧?”父亲难得笑了笑。

  “嗯,是不轻省……”我努力挤出轻松的神情。

  累也不能说累啊,父亲马上就奔八十的人了,还天天干着农活,我一年回家来干个一回两回的,又怎么好意思说累呢。

  “现在麦子什么价啊?”

  “粮食价格一直在落,现在也就一块一毛五六吧。”

  “按一块一毛六算,两块地共收不到五千斤,这一季麦子下来还不到六千元,这还不包括浇水、上肥和种子呢,至于人的力气,老百姓种地向来是不算人工的。”我嘴里嘀咕着数字,“不到我一个月的工资。”但我绝对不会说出来,我知道,父母在意收多少麦子,当然也在意卖多少钱,可这一桶一桶的麦子,又不完全是钱所能替代的,它似乎包括了庄稼人的期待荣誉和尊严,他们对麦子的感情,我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但我必须得接受并从内心里尊重他们的这种感情:从麦子下种,到出苗,到浇水,到施肥,到打药,到收割,然后再到最后的归仓,这些麦粒子里,就藏着他们有期待有焦虑有喜悦有忧伤的日子……

  打扫好之后,天也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和父亲面对面坐着,四个小菜,我喝了多半瓶白酒,父亲不紧不慢地喝了三罐青岛啤酒,看得出来,听着母亲的絮叨,看着归仓的麦子,父亲喝得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