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简短散文

  龙应台生于中国**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大家看看下面的龙应台简短散文,欢迎阅读哦!2

龙应台简短散文

  龙应台简短散文1

  寒色

  千里*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以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是小学二年级的作文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等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千里*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问者的态度诚诚恳恳的,我却只能语焉不详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能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大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的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绸般的栀子花香,就悠悠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国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的人,寻找*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一会儿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机车去市场,把两个女儿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腿之间,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一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龙应台简短散文2

  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作者|龙应台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放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说:“我不认得这里,我要回家。”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的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向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大跨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霎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键,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射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里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龙应台简短散文3

  孩子,我要你亲眼看见

  “不要跟我说,个人没有责任,个人无法有作为。我父亲就用他最个人、最微小的方式告诉十岁的.我说,个人,可以不同!”

  ▍大国

  已经走到了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罗马广场,我还在想刚刚一路走来的发现。在这个城市最大的百货公司里,竖立于手扶梯入口的大指标牌上,除了德文之外只有一种外文,不是英文,是简体中文。放眼远眺,那边有一群人用我熟悉的湖南腔正在看Rimova行李箱,讨论要买几个带回家。这边有一群人把头凑在一起看玻璃柜里的手表,一口京腔。服务员正把那昂贵的手表一只一只细心地拿出来。

  走向广场的路上,踏进几家精品店,门一开,迎面而来对我笑的服务员用标准普通话说:“想看点什么吗?”也是华人,“以华制华”显然早已是个商业策略了。

  十七年前离开这城市时,这里的人们才刚刚开始议论:中国人来了,中国人喔,不是日本人。那时的“中国人”,成群出现在德国城市的街头和广场,对着喷泉、雕像、教堂拍照,但他们不是观光客,是各形各色的考察团。多半是男性官员,特征是腰间皮带扎得特别高,几乎扎在半胸,像个妈妈要他“立正站好”的小男孩;要不就是穿着比自己大一号的深色西装,好像错穿了别人的西装,而且这别人肯定是个大块头——袖子太长,几乎看不见手。

  不久前才从国家历史的重担下解脱出来,他们腼腆地走在陌生而昂贵的城市里,知道当地人在好奇侧目。

  十七年后在同一条街、同一个广场,那样的官员已经消失,操各种方言的观光客,带着一种不需要翻译的、属于大国特有的自信和豪气,踏大步走进商店,大声问价。历史的重担,似乎已经不在。

  ▍也烧我吧!

  突然看见罗马广场的青石板地面上嵌着一个铜盘,太阳照射,一道光闪进我的眼睛。低头细看,镌刻的是几个简单的德文字: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

  一九三三年,烧书的行动由柏林的学生会发起,以爱国之名,号召全国大学生挺身而出,消灭任何“不够德国”的思想言论。五月十日,全国有二十一个城市响应,同步烧书。马克思、弗洛伊德、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等,都在黑名单上。烧书也在很多大学校园举行,得到教授和校长的支持。

  如果我是校长,面对激昂鼓噪的学生,我会拒绝参与还是出席支持?这种决定,又是在如何的考虑下做出的?可不可以说,在环境和时势的逼迫下,个人太渺小,是不能也不必负责的?

  但这是我十七年前会问的问题了,现在站立在广场上,只想买个意大利冰淇淋吃。

  十七年的“世事多歧路”已经足够让我知道,面对这种安身立命的大问题,世界上至少有两种模式:一种叫海德格尔模式,一种叫格拉夫模式。

  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烧书当时是新上任的弗莱堡大学校长。战后很多人以为弗莱堡大学“幸免”于烧书这个丑陋而难堪的记录,因为五月十日的行动里没有弗莱堡。事实上,因为大雨倾盆,只不过延期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夏至刚过,新校长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的烧书现场还致了辞,对着焚书的熊熊火焰,以极为文学的语言说:“日光会逐渐变短,但是我们的勇气却会更为增强,打破即将到来的黑暗。在战斗中我们绝不目盲。火焰引导我们,照亮我们,带领我们前行,不回头。火焰点着,让心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