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在江边，天边，心间 ——记和平乡和平村吊脚楼散文
有人说小说是19世纪文学的主要样式，古典文学在19世纪达到了巅峰，电影是20世纪主要的艺术创作，21世纪建筑将会是艺术主要的表达方式。
从1998年起，我一直游走在城市与乡村间，在成都杜甫草堂里领悟了建筑的古朴和园林的幽静之美；在珠海的圆明新园看到了古典皇家建筑群、江南古典园林建筑群和西洋建筑群为一体之幻景；在上海见证了上海中心大厦从奠基到632米的成长历程。然后又回到家乡南江县城，小小的一个山区县城，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飞速发展，百米以上的建筑物在红塔新区比比皆是。选择在城郊结合部的一面山坡上安顿下来，入夜，满眼的红光绿影从几水江畔一直漫延到公山脚下，沿江而建的马路上车灯来左去右地晃动，摇晃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本是很好的景致。然而，脑子里还是会时不时的、不由自主地、频率较高地浮想起老家和平村的吊脚楼。
家乡的那座吊脚楼与西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吊脚楼仅有依山傍水的相似，既没有讲究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更不要说什么文族文化艺术的体现与传承了。上世纪集体经济时代，大队决议在瓦厂梁上伐木开辟一个百亩茶园，所伐的马尾松堆积在一起无处安置，于是有人联想到大队船工队的艄公上岸后没有一处就近的落脚地。于是乎说建就建，地点选址在和平场正南方向，坡度60°左右不占用一寸耕地的岩壁上，这里距清花江30来米，最大洪峰接近淹没最下面一排柱基的地方。大队派的石工身系麻绳溜到岩壁上凿岩为基，木工就势架木，一个冬天过后，一座能容二三十艄公歇脚的内廊式吊脚楼便悬挂在江边的岩壁上了。艄公工不论是从旺苍三江顺江而下，还是从重庆逆流而还，在水磨河到跳礅子中间的河边择一地方把船拴住，然后顺着手爬岩来到这吊脚楼。顿时人声鼎沸，猜拳划掌后便天南地北地侃开了，有的人在吹嘘自己在波涛汹涌的嘉陵江面上怎样把棹摇桨；有的人在一本正经地交流怎样才能把船纤出三江汇流后水量依然很小的清花江上游；有人拿出从重庆买回来讨好婆娘的遮阳油伞在炫耀；也有人摆一桌从山里带出来的核桃、板栗与人分享。一起喝酒，一起放松，待荷尔蒙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钻进房间，用手托起窗棂再瞟一眼拴在江边的船，然后枕江蹬山地、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人越来越多，这吊脚楼便成了没有挂牌的艄公俱乐部。随着正和公路的贯通，这里慢慢地清冷下来了，直到最后连一个艄公的影子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座吊脚楼，一座矗立在正和公路旁边，可以用来询路时作地名的吊脚楼。
土地承包到户后，一打铁匠觉得这里距场镇不过百余米，用不着付租房费用，而且地方宽绰。几经琢磨，决定把自己的打铁炉搬过来，从此以后，每当逢场的3、6、9这里便炉火熊熊，打铁匠撸袖抡臂，或轻或重地挥动大锤，砸在被碳火烧红了的铁制农具上。三下五除二地啪啪几大锤，叮叮当当地响过后，一件有棱有角、刃口锋利的农具便加工好了，然后再放回炉膛烧红，用钳子夹出来往凉水缸里一搁，谓之攢火（应该就是淬火吧）。铁匠在这里坚持了几年，用一把大锤为四面八方的农户敲打出了不计其数的各式农具，然后经不住外出打工的诱惑，便弃锤进城打工，在西安城里从一个工地走向另一个工地。手持一把榔头改行做起了支模木工。留下一根一米来高的炉桩陪伴着日渐落寞的吊脚楼。
没过多久吊脚楼被一村民相中，便与村里商谈买了下来改为住宅。这家人搬来后，在吊脚楼旁边半砌半填地平整出一块平台，然后用青石板铺面用作晒粮的坝子。在坝子临岩的地方栽了几棵苹果、蜜桃、山楂树，打理出一座颇具特色的农家庭院。世纪初这家人户积攒了一些钱粮，觉得生活在场镇上更为方便，便去街道头建起了一座砖混结构的形如火柴盒的四层平房。这吊脚楼又一次闲置在清花江畔，正和公路旁边。没料到这一次闲置最后变成了彻底的荒芜。2008年“5-12”汶川地震时，稍稍坚持了两下，便轰然倒塌了下来。随着一股尘埃飘走了，从江边飘走了，飘向遥远的天边，只剩下一堆瓦砾和朽木烂柴乱七八糟的掉落在正和公路的水沟里，这些一文不值的建筑垃圾动被水七零八落地冲入了清花江。也许有的'就地沉没在清花江底，或者被江边巨石拦住湮没在江边的灌木丛中，也许寥寥无几的幸运者翻过三峡大坝随波逐流地从长江口飘入东海，甚至是更远的大洋中。留在原处的与吊脚楼有关的只剩下石工们一锤一錾凿出来的用作吊脚楼搭建基础的石窝，楼四分五裂的、各自安好的在江边、在天边。
在县城居住的这几年，日复一日的在讨生活，吊脚楼实在是牵扯不上什么。但总有人问我老家是哪里的，我也会轻描淡写地回答她（他）：“和平乡的”。竟然有好事者追问：“晓得吊脚楼啵？离吊脚楼有多远呢？”。哎，本已被我快要忘却的吊脚楼又浮现了出来，问的次数多了，心中居然有了吊脚楼，脑子里也就高频率地闪现出模模糊糊的、不再忘却的、貌似被称为千株插地的吊脚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