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笑第一散文
母亲的一生，总在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劳作，终于积劳成疾，五十而殁。殁时公历2000年9月11日。8年里，母亲的音容笑貌时时萦绕；8年里，时时与弟妹忆起母亲的种种艰辛，欷歔不已。
以此推算，母亲应当出生于1950年。母亲的生日，她自己记不得，父亲记不得，问起舅舅姨妈，也都记不得。母亲只记得她属狗。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过过一次生日。2000年，母亲手术后，曾到我工作的边疆小城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想，一定要为母亲过一次生日。不想当年7月14日母亲返乡后，竟成永诀。
据母亲自己说，她只上过一年小学。当时小学开俄文课，母亲说，自己在这一年里，语文、算术和俄语考试都得5分（满分）。第二年闹饥荒，姥爷带着母亲去讨饭，从此再也没有上过学。可是母亲的心灵手巧和聪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的女工在村子里是出名的。本家的和不是本家的老人缝老衣，都要找母亲帮忙。我穿着母亲做的布鞋，不管走到那里都会得到女人们的夸奖，说是做得精致。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不懂的数学题，母亲都能为我解答，虽然她的方法不是课本上的标准答案，但总能教我在茫然无措的时候豁然开朗。我最早的关于生活中的数学的概念和认知，就是从母亲的解答中得来的。有一次在灶间帮母亲烧火，我问母亲“必要”是什么意思，母亲想了想说，必要，就是必须要有，没有不行，但有了也不一定就行，也不知对不对。这个解释，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以后上到初中，学习“必要条件”、“充要条件”，我就是按照母亲的解释去理解的。直至现在，我总还想起母亲弓着腰，一边一揉一面，一边思考如何回答儿子的提问的情形。
在生产队时，母亲几乎干过所有的活路，在全队妇女中，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和男劳力挣同样工分的一个。母亲年轻时和人打赌的故事在村子里几乎人人皆知。那时母亲刚刚结婚时间不长，看着刚来的新媳妇就和男劳一样挣满工，有人不服，就打赌说如果母亲能一气把一架子车土拉上一个四五丈长的陡坡，就把自己一天的工分记到母亲名下。结果母亲做到了，那人舍不得一天的辛苦，几天都不去大队部记工分，为的是躲避母亲。有人怂恿母亲去找他要赢来的工分，母亲说，打赌的事，就是图个热闹，咱农民么，有的就是力气。
父亲因为天生力怯，1981年承包到户后，七亩多责任田里的活路，主要靠母亲。尤其是每年麦收时节，别的不说，单是扬场一项，就很得村里把式们的赞誉。那时机器很少，收、拉、碾、打、晒几乎全靠人力。收回的麦捆子经过几日暴晒，干透了，摊在平场里，经过碾压，麦粒、麦糠、麦芒就从麦穗上脱落了。起去麦秸，把这混合物堆起来，有风的时候，用专用的木锨一下一下地迎风扬起，麦糠、麦芒等杂物随风漂去，在下风处堆成一片柄高弧薄渐行渐远漫无边际的弧扇。麦粒则在上风处堆成一个标准的锥形小山。这是夏收时节最要技术的活路，扬得高了，落下的麦粒四处乱崩，扬得低了，杂物吹不干净，力度、方向、时机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每年扬场的活路有固定的几个把式。承包到户后，还有人家请老把式扬场。见到母亲扬场时，好些人围拢来看。结果是母亲得到了一片赞誉。
1981年的时候，我和弟弟都在本村上小学。那时学费不贵，加上作业本和铅笔，每人一学期的开销也就十来块钱。这个时候家里应该有些积蓄。承包责任田后，也有了余粮。在这个时候，母亲为自己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托人弄来了指标，给家里买了辆红旗牌自行车。1982年的时候，一向健康的祖母突发急病，手术后伤口还未愈合就过世了。1983年，母亲刚刚三十出头的年纪，村子规划整体搬迁，母亲一手操持，使尽了全部的力量与积蓄，盖起了三间砖瓦房。再后来，物价开始上涨，又有了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开始拮据起来。一向俭朴的母亲更加俭朴了。我和弟弟的学费，责任田里的水费、化肥、农药、种一子，就成了母亲四季的担子。
这期间，母亲在责任田里种过菜，种过瓜，都获得了丰收，可是都买不上价钱——农村都缺钱。化肥农药的价钱却一个劲往上窜。记得那年种西瓜，县种一子公司100克的西瓜种一子就要七八十块钱，可以种二亩多地。母亲与人合伙买了一袋，种了一亩西瓜。西瓜长得多好啊，小的也都十来斤重，可是一斤才卖几分钱。卖完了西瓜，母亲一算帐，除去种一子、化肥、农药，仅仅只是稍有盈余，还有就是一个夏天，一家人有西瓜吃，没花钱。那几年，母亲没有为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直到1988年，母亲下决心把七亩责任田全部栽上了果树，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可是母亲的身体也在这些年的劳累中，垮了。
祖母过世后，祖父一直跟着二爸（父亲的.弟弟）过。那几年二爸的三个儿女还小，祖父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天坚持下地干活。祖父幼年时出过不少苦力，有脱肛的痼疾，虽经治疗，终究不能根除，老年以后发作得更加频繁。经常有人看到祖父痛苦地蹲在田间地头久久不能起身。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找到本家的长者，表示愿意把祖父接来照顾，并且可以继续帮二爸带小孩，得到了同意。于是母亲在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专门为祖父盖起一栋厢房。那一年的中秋节，母亲特意割了一斤肉，吃了顿臊子面。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在过年以外的时间吃到肉。几年以后祖父过世，村人们给予了母亲农村里最高的荣誉——在她的孝服上面披上大红的锻子被面，以表彰她的孝悌。
1994年，母亲省吃俭用，又盖起了三间砖瓦房和三间平房。1995年，母亲给家里添了辆三轮农用车。1996年，我军校毕业，终于有了每月四百元的工资。从领工资的第一月起，我每月给母亲寄一百元。半年后，母亲在电话中说，家里现在不缺钱了，你不用每月寄钱回来。1997年冬，我回家完婚。亲友散去的当晚，一家人围坐在母亲的炕头，母亲当着我新婚的妻子说，我的任务是完成了（弟弟已经先我结婚），小三（小妹，当时正在上初中）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大家都休息后，母亲又把我叫去，对我又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我顿感心酸，心里感觉到母亲嘱托的份量。为了让母亲高兴起来，我说，你还得带孙子呢，哪能从此就享清福。母亲却一语不发，沉默了好大一回，才说，去睡吧。
1998年冬，妻辞了工作来到边疆小城。翻过年到了春天，，弟弟在电话中说，母亲患了癌，需要马上手术。妻十分诧异，我什么也没说。我和妻尽量压缩开支，每月把钱寄回去。1999年的夏天，母亲在西安做了手术，又做了半年的化疗，医生说手术很成功。这期间妻怀孕了，当我在电话中告诉母亲“你就要做奶奶了”的时候，她十分兴奋。2000年春，母亲在征得主治医生的同意后，不顾亲友的反对，由弟弟陪着，带着一大堆婴儿用品，来到了边疆小城，来迎接她的孙女。女儿不到两个月，母亲的病情一日日沉重起来……
到达西安的当天，弟弟陪着母亲直接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癌细胞已经扩散……
在家里，在自己盖起来的房子里，母亲平静地渡过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光。全身的疼痛折磨着她，躺不下，坐不住，她就拿个凳子放在怀里，像课堂上偷睡的小学生一样小眯一会。弟弟、舅舅、姨妈说，没听见她呻一吟一声。在这些日子里，她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尤其是把借亲戚邻里的钱、粮向弟弟交待得一清二楚，她没有落下任何一笔债务。母亲识字少，这些都是记在心里的，但是她要求弟弟把每一笔都记在本子上。唯独，她没有给我们兄弟分派。舅舅和姨妈提醒她，她只是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