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家的老屋散文
掐指算来，迁入新居已经十二年了，可我总是不能忘记那座童年时居住过的老屋。说来也怪，在新居生活或者在外漂泊的这些年里，凡我梦里梦到回家的场景，所回的总是那座简陋而温馨的老屋。
记忆中，我家的老屋外观上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它是七、八十年代陕西关中平原常见的那种土木结构的“人”字型屋脊大瓦房。老屋面北背南，占地面积不大，但它是我们一家七口人避风躲雨的港湾。
推开两扇黑漆斑驳的木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二十平米的大院，院子终年干净平整，没有一丝苔痕；院子西边靠墙根处长着一棵桶口粗的梧桐树，树冠繁茂，有如一把撑开着的大绿伞，几乎笼罩了整个院落。仲夏之夜，这梧桐树下便是我们一家人乘凉的好所在，那时我总会躺在母亲的怀里，听她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或者让她陪我数天上的星星。院子东边是一座偏厦房，这就是灶房。说是灶房，却连带了一间小房间，小房间里有个土炕和灶膛相接，好似一个连通器，只要一做饭炕就会热起来，若在冬天，一整天炕都是热烘烘的。记得，就是在这间连带着锅灶的小房间里，父亲给我做入学前的启蒙教育，他教我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领我跟他我背诵唐诗，让我认哥哥姐姐们历史课本上的英雄人物的画像。
院落的正南面是三间大瓦房，中间是过道，两边是卧室，这就是正房，是老屋的主体建筑。据父亲说，当年盖房子那时，他还是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年轻力壮。为了节约开销，他在生产队上工之余一个人用架子车从村北的土壕里拉土，一个人夯墙；为了弄到既便宜又结实的木料，他和我表哥忙省到秦岭走了一遭，那天，他们选好木料要下山时天色已经黑实，他们就只得在深山老林里露宿，结果半夜里父亲突然受了风寒，肢体僵硬不能动弹，山林里风声呼呼，乌鸦乱啼，我忙省哥吓得不知所措哭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正巧有一个乡党开着拖拉机从山上下来，才把我父亲、忙省哥以及那些木料捎带了回来。
正房过道右边的那间房是上房，是父母的卧室。上房里面的'摆设很简单：一个土炕，一个卧式衣柜，一个缝纫机，一个立式药柜，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令我怀念的还是那台十二英寸的“海燕牌”黑白电视机。在我看来，这台电视机是我们家最贵重最有趣的一件家档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电视机的普及率很低，我们村里只有两台：一台是村委办公室的，另一台是私人家里的。为了看电视，我和哥哥每天晚上连饭也顾不上吃，没等太阳落窝就赤着脚丫，光着膀子，和村里的孩子们早早守候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门口了。只要门一开，我哥俩就连颠带跑冲进去抢地盘，双腿席地而坐，极力瞪大双眼，看得极认真、极执着，连广告也不放过。反正是不看到电视没图像是绝对不会回家的，而每次回家来都是满身尘土，脏不兮兮的，手也不洗便遛到厨房里，掀锅盖开橱柜，到处搜摸吃食。为了满足我们看电视的强烈欲望，父亲便买下了这台电视机。至今，我还记得那天傍晚，我和哥哥从学校刚回家，还没进门三姐就说今天父亲买电视去了估计差不多快回来了，我哥俩一听连书包也没放就争先恐后，撒腿向村口跑去……
过道左边的那间房子是我和哥哥的卧室。这个房间的布置很是简单，我记得除了一个土炕和一张四兜桌之外好像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在这个房间里曾发生过好多事情，但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年冬季，有一个晚上我和哥哥闹着玩，不知是因为什么事我像骑马一样骑在了他的脊背上，正在我得意的时候被父亲瞅见了，父亲十分恼火叫我立即滚下来，我没听话，父亲就把我拉下来收拾了一顿。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直很受父母宠爱，结果被父亲破天荒地揍了一顿，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想不开就在半夜三更偷偷跑出了家门，害得全家人半夜里拿着手电筒端着煤油灯满村里找。最后，在将近天明时分父亲在一个玉米杆柴垛里找见了早已冻得瑟瑟发抖的我……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心里仍然感觉很是惭愧，当初真不该错上加错，害得自己受冻不说，连一家人都不得安生。
正房的南边是后院。后院一半是猪圈，一半是牛棚。记忆较深的是那间牛棚，这个牛棚里曾喂养过一只奶牛。那只奶牛刚到我家时还是个小牛犊子，为了养它，夏天我们姊妹五人经常去渭河滩上割草，冬天没有草，我们便给它铡麦秸秆吃，经过细心的照料，奶牛也一天天长大了，但脾性却愈来愈烈，经常会挣脱缰绳满村子里疯跑，赶又赶不上，挡又挡不住，可把家里人给折腾惨了，父亲一气之下便把它卖了，辛辛苦苦喂养了一番，到头来却连一滴牛奶也没喝上，为此我伤心得一连几天吃不下饭。
……
到了九十年代初那会儿，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好了起来，对住房的要求也开始讲究了。于是，村里的几个“万元户”就拆掉了土木结构的老屋，盖起了红砖小洋楼。接着全村就掀起了盖新房的热潮。在我们村，我家也算是最早扒掉老屋，盖起新楼的那一部分“万元户”中的一户吧。
拆掉老屋的那一年，我十二岁，小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