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之旅的散文
听说我们要去岛国探亲，看望那里的孩子。那个在上海的孩子的舅舅，也就是妻子的弟弟显得比我们还要激动。高铁一到上海，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虹桥车站。
高规格的热情招待让我们真的是盛情难却，他说：现在我不是只有你一个亲姐姐吗？姐夫是从来不出门的，这次出门远游不更是难得的吗？
是的，我总是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次看来是要改变观点，颠覆传统了。也许在两代人之间最具权威的那句话应验了——改变父母的人只有自己的孩子。这不，连祖国“北京”都没有去过的人，一下子就要越洋去“东京”了。
这一切不就是因为那里的儿子，因为和他相守的媳妇，以及那个还未曾谋面、但却要即将出生的孙子？！
由于妻子要求孩子在定机票的时候，尽量在一天中坐车到上海，再乘飞机到东京羽田，说是不想在上海耽误一天，既耽误自己，又麻烦别人。
妻子就是这样的人——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就这样，我们起早赶乘 七点五十分的高铁到上海，然后乘下午四点五十五分的东航飞机，由上海浦东机场直飞东京羽田机场，就这样，内弟几乎陪了我们一整天。
期间还“打的”观光了上海的“今非昔比”，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夏中鱼贯穿行，见证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进程。
直到出关安检前到达机场， 而可能由于天气的原因，云层厚，能见度低，飞机延误了近一个小时，当然只是猜测，具体原因不得而知，这样就延迟到了十点多钟才到达羽田机场，辗转到了儿子的家已将近十一点多钟了。回忆这一路过来，已然有了些全新的体验。
那还是在东航登机前，妻子看到了一个“爱心服务”的通道，于是经过咨询，并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由于股骨头的先天病变，近几年开始行动不便，这样就得到了一个爱心的“轮椅 服务”。
妻子笑说：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头衔叫“轮椅”。
一个高大俊朗的空少推来了轮椅，让妻子稳妥地坐上去，一路推着，去逐一办理了相关手续，行李托运，安全检查……然后一路推着妻子，曲径通幽地走过了将近三百米的通道，在贵宾似的服务中，绕过了大厅长龙的排队，来到了登机口。
可是就在这时被告知飞机延误，可能要耽误一个小时。妻子累了，靠在轮椅上闭目养神，空少伏在栏杆上无聊的玩弄着手机，也许这对他来说习以为常了。
我就在观察着次第降落和起飞的飞机，苦苦地盯着一号塔台，等着在那里出现能载我远航的飞机出现，一个小时的延误就这样过去了。
轮椅一直被护送到飞机入口处，我们一再感谢空少的辛苦付出和悉心服务。飞机在一步一回头地起飞，终于在得到指挥塔的许可指令后正式起飞了，一架银燕，如鲲鹏般直插云霄。
一切是那么的平稳，平稳到你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平稳到你可以忽略不计其影响。年轻漂亮的空姐 和俊朗帅气的空少来回穿梭于两条通道间，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结束国内的飞行，进入岛国领空过后，供应了一顿晚餐，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日式的餐饮，它精巧，细作，内容丰富，质量高而数量少，也许和资源匮乏有关，也许是健康理念使然，已然感受到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岛国饮食文化。
当飞机在羽田机场降落的时候，这边的空姐和那边的空姐用日语和英语交流了一会，就将我们交代了。
只见一位日本的空姐，带着轮椅接待了我们，很礼貌客气和热情地将妻子扶上了轮椅，就这样无缝交接成功。我们在这一瞬间变成了日本的客户。
只见那位日本空姐是位白净，靓丽，大眼睛、五官精致的小脸美女，为了感谢和贿赂她的服务，我说了句洋泾浜的“三克优”，没想到她问我懂英语吗？我苦笑着摇摇头，这时懂得些英语的妻子和她搭讪上了。
说懂一点点英语，于是，他们聊了起来。小姐热情地问道是来旅游的吗？妻子说是来探亲的，她问是看什么人？妻子说是看儿子，她问儿子在做什么，妻子说是在这里工作。
小姐听到后很是兴奋，没想到我们会有一个儿子在他们这里工作。这种亲切的感觉很快消除了芥蒂，拉近了距离。空姐和妻子的交流是用了英语和几句日语交流完成的，期间无法表达的时候就脱口而出说出几句汉语，日本空姐也不知听懂没有，只是点头赞许。
也许她就是懂一些汉语，就像妻子懂一些英语一样，也许她是作为一种尊重的表现。以前只是听说岛国民众的修养，隔着几步远，打手机都轻得让你听不见。
妻子的同学在日本问路，被一位老年妇女送出去老远，还一再叮嘱往什么方向走。我看这位身材娇小的空姐推着妻子沉重的轮椅，依然要在铺着地毯的过道上，走过近三百米的路程，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这里看到的好几位推轮椅的都是空少，而日本却是由空姐来完成的'。
这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就想去接手小姐推轮椅的手，说你累了吧，我来换下。可是这样表现了两次，都被小姐婉拒了，她不是紧张地拒绝，而是用一个莞尔一笑的婉拒拒绝了我的好意，同样说了句洋泾浜的“谢谢”。
就这样也顺带地剥夺了我想表现的机会，其实我何尝不知道，她们一定是有严格规范的，这样做是要受罚的。规范的制度是优质服务的保证，也是她们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被称之为“格子社会”，也就是格式化的社会化，这在很多地方都能体现。
尽管我没有如愿，但是我自觉做了一回“绅士”，相信我的做派会让她感到欣慰，这是基于对他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在出关的时候，她看到我那高大俊朗的儿子时，眼睛一亮，儿子是酷酷的高冷型，留着长发。下巴上续着些许山羊胡须，但不是刻意为之，只是一点性格的体现和忙碌的标志。
儿子用几乎听不清的低沉的日语和她打了招呼。她显然有点惊讶地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儿子，似乎什么也不需说了，（两个孩子曾说：他们可以堪称是日本年轻人的楷模了）交代了一些事务，让我们去取行李，放在她换来的货车上，她将我们老两口和行李一并交给了儿子以后，看着我们两个沉重的拉杆箱和我背上也有近十斤重的双肩包，又回头用日语和儿子说了些什么。
我问儿子是说了什么？儿子说她告诉他可以将货车一直拉到上地铁后，这样更方便些。车子我们不用管，她会让人去收。
在地铁上，有写着“优先座”的字样，有空着的座位，“有限座”一定是我们说的老人孕妇等，儿子让她母亲在一个优先座的空位上坐好，我则在对面一个空座坐下，有人下车后空出座位，我示意儿子坐下，儿子摇头表示不用坐。
我们传统地认为给别人让座是雷锋精神，是种美德，可是我们儿子几乎是压根没有坐地铁的概念，每一次和他在这种场合下，都是有座也不坐，他还不是不想坐，而是不屑坐，既然人需要坐，有人希望坐，有人争着坐，所以他就不屑坐。
一会我发现，我的肩上有了一点份量 ，我微微侧头望去，是一个女孩疲惫地靠在我的肩头睡着了。我只能看到浅黄色的一个小脑袋，和满怀抱着的包下那一双裙裾下的膝盖。
坐在我对面的妻子也看到了这个情景，狡黠地笑了一下，我无奈地苦笑了下，不动声色地保持着原有的姿势，一动不动。我当时在想：都知道日本是个竞争很激烈的社会，“过劳死”三个字就是率先出现在这个小小的岛国的，就拿儿子和媳妇来说，都是在九点以后才能回到家的。
这个女孩也许就是这样的。我再次低头想看看她的模样，只看到胸前抱着包的那只兰花般的细小白净的手指。
直到我们的那个座椅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有点尴尬，也不知觉地轻微动了下，她的那颗小脑袋才离开我的肩，可是依然困顿地低垂着，以致我们要下车了，没有机会看到她的尊容。我庆幸，我再一次做了个“绅士”，而且这在这样一个礼仪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