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丢失的记忆》

  有人说今天的经济是“眼球经济”,是呀,媒体为了赚取人们的注意力,相声、小品、音乐会,招聘、相亲、大奖赛……看得人们眼花缭乱。美的丑的、不美不丑的都粉墨登场,消费完大人消费小孩:三岁耍大刀的、四岁唱京剧的、五岁敛贫嘴的……没完没了,九岁儿童登台就有一种大器晚成的感觉了。有一回,竟然导演出一个三岁女孩得知一个四岁男孩将被淘汰,马上热泪盈眶,坚持把自己的名次让给小哥哥的现代版的“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当时人们感动了,流泪了,懊恼这样的孩子怎么没有生在自己家里?可回头一想,不对!三岁孩童哪能对利害得失理解得如此深刻?利用小孩骗大人可恼可恨!实在没有什么新招数,就搞了一个“爸爸去哪儿”?娃娃们萌得可爱,为名声有些过气的明星爸爸们赚足了眼球。唉!真是一个消费的时代,什么都可以拿出来消费。

散文《丢失的记忆》

  看着这些“小萝莉”、“小正太”的表演,不由自主地想我这么大年龄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可惜,绞尽脑汁也没有想起来。相对完整的记忆都是六岁以后的事情,对六岁以前的事情就断断续续、模模糊糊了。我努力追溯最初的记忆是:水泥路……穿白裙子的人……湖边……几级台阶……荷花……一条船……上船……摇晃……我害怕……哭了……仅此而已。我把这些片段告诉了母亲,“那是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母亲告诉我。

  为了证明自己不笨,我问过很多人,大部分人也都是从五、六岁左右开始有记忆的,只有极个别的人能记起三岁时发生的事情,算是高智商的人了吧。有人说,这是因为婴幼儿的记忆力差造成的。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你想,从婴儿到幼儿没用几年的时间,就记住了一门语言,人类生存的很多技能,都是在婴幼儿时期学会的,除此之外,人生那个阶段还有如此强大的记忆能力?

  为此,我特意查了一些资料。资料上说,虽然婴幼儿也具有长期记忆的能力,但在四、五岁之前长期记忆系统还不能很好地运行,个别的.孩子能在三岁的时候用语言描述出经历的事情,但这时的记忆,也只是片段且不准确。当幼儿长到四、五岁的时候,认知机能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能够审视内在的自我。这时,开始能够理解记忆了,并学会使用“记住”、“忘记”等与记忆有关的词语。届时,人的长期记忆系统才逐渐健全起来。因此,人成年之后,再回忆自己的孩提时代时,一般只能想起五、六岁之后的事情了。

  三、四岁的时候,我在承德生活了两年。这两年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承德可是当时热河省的省会呀!五十多年来母亲从来没有详细地给我们讲过,有时断断续续地讲些只言片语:

  “英儿从小身体不好,闹病、住院。”

  “雇的保姆年龄太小,不会做饭,搞得满屋是烟。”

  “英儿不愿意去幼儿园,就知道躲在墙角哭。”

  “当时我挺个大肚子”

  “英儿尿床,半夜我睡湿褥子,干的地方给他睡。”

  “承德医院有一位老主任对患者太好了,她嘱咐我:孩子病很重,过年你不能回家了。”

  “有一天英儿发烧,半夜我一个人抱着穿过了一片树林,树林里还有狼。”

  “那一年闹鼠疫”……

  直到有一天,我把这些零零碎碎、互不搭界的只言片语联系在一起,忽然发现被我丢失的竟是一段震撼心灵的、应该永远永远铭记的记忆……

  那年我三岁母亲二十四岁。因为家里穷,母亲小时候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因为没有文化参加工作后吃了很多苦头。1956年旗委派她到热河省*文化补习学校学习,姐妹们劝她不要去,不是因为我年龄小,因为她怀着我的弟弟。“组织安排了怎么能不去?”无条件服从组织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素质。“再说没有文化怎么行,我不能当‘睁眼瞎’呀”。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母亲背着我,带着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小姑娘来到了承德。

  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母亲白天上课,小保姆在家看孩子、做饭。因为小保姆第一次进城,不会使用城里的燃煤灶,每天把屋里搞得乌烟瘴气的,引起房东的不满,几次险些被赶出来。母亲陪着笑脸说着好话,总算安顿下来了。

  母亲长在牧区,汉话不好,学汉语困难很大,每晚把我哄睡,还要补课。我从小体质不好,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不适应,经常闹毛病,上医院是常事。有一天凌晨两点高烧不退,满口胡话,眼看就不行了。那时候承德远没有现在这样繁华,从家里到医院沿途很荒凉,还要经过一片黑松林,林子里经常有野狼出没,母亲也很害怕,但看见我病成这个样子,一咬牙抱起我就走。医生看见了都吃惊:你是自己来的?后来学校知道了母亲的困难,专门腾出来一间宿舍供我们居住。

  在学校里住就方便多了,母亲的功课也不那么吃力了。可是好景不长,我们那栋宿舍出了一位鼠疫病人,整栋楼马上被隔离起来,穿着白大褂的防疫人员不停地喷药。楼里的人不能出去,吃饭用吊篮吊上来,垃圾用吊篮吊下去,一直被隔离了三个月。好容易解禁了,母亲的预产期也到了。

  弟弟出生以后生活更乱套了,我在这边闹,弟弟在那边哭。刚刚哄好了这个,那边的孩子又尿床了,母亲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上课。没有办法,母亲把我送进了幼儿园。按理说,幼儿园是全省最好的幼儿园,但我不适应不乐意去。母亲说,英儿好哭,自己在哪里偷偷地抹眼泪,怪可怜的。用现在的标准看,虽然是省立幼儿园仍然非常简陋,我在那里传染上了肺结核。当时虽然有了青霉素、链霉素,肺结核仍然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母亲为了保住我的性命,让我住进了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看见母亲这么辛苦非常同情她,特例允许母亲陪床。每天晚上母亲给弟弟喂完奶就到医院陪我,同时在医院里温习功课。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都发低烧,母亲紧紧地搂着我,给我喂水、喂水果,盼我的病早点好。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我们娘俩只能挤在一张床上,半夜我尿床了,母亲就把我换过来,尿湿的地方她睡……母亲说,我养四个儿子,英儿最费事!在承德那两年可能是她最艰苦的一段日子,全是因为我呀,可是我把这段记忆全部地丢失了……

  中午,八十三岁的母亲坐在沙发上拿着放大镜在看报纸,我心里想母亲能认识这几个字可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