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即将消亡的文化产物散文
在贵州东部的大山之中，藏匿着一个有着上百年木偶戏文化历史的小县城。那里贫穷、偏远、落后，那里是一个融入了多民族文化的历史圣地。靠着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远流畅的文化情怀一度被评为中国温泉之乡和木偶戏之乡。
谈到石阡，我们不得不去聊到石阡木偶戏，说到石阡木偶戏，知情者通常又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悲哀。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石阡木偶戏既是石阡以至于中国的骄傲，又因为它即将消失的状态而陷入困境。现代科技的急速发展和流入，电子产品快速替代了一些文化产物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主要的消遣，这让木偶戏在社会中失去了原有的观赏群体，最终极可能导致后续无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石阡木偶戏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得不到当地*的高度重视，让木偶戏的传承者的生活极度被动。虽然在*部门极力挽救的基础上，愿意学习木偶戏的人仍然寥寥无几。
一个民族的文化牵动着整个民族的灵魂，多民族文化融入的石阡木偶戏却正在被人们所遗忘。就如研究石阡木偶戏的学者所言：这本是我们应该坚守的东西，却最终让我们无法生活，这让石阡木偶戏显得非常难堪。是的，如果一个本身是值得人们去了解，去关注，去重视和研究的文化产物，它仅仅只是出现在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而依然在以惊人的速度被世人所遗忘，这是不是一件悲伤的事，这难道不是社会应该自我反思的`时候。
石阡木偶戏其远祖可追溯到汉魏以远的“刻木人像”的“傀儡”，为宋元时期杖头傀儡的遗存。据口传资料，大约是在200年以前，自湖南辰溪传入，至今已有7代传人。旧时，石阡木偶戏长期活跃在石阡以及湘、鄂、渝、黔等周边地区。这种活跃范围久而久之就成了传承下来的一条演出路线。石阡木偶戏的鼎盛时期是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拥有太平班，兴隆班、泰洪班等极受欢迎的戏班子。
据第七代传承人傅正华介绍，2009年县里曾组织“泰洪班“去湖南进行了一次演出，回来后道具即被镇*的一间办公室。而之前，这些在他们眼里被视为生命一样的道具，从不离身。傅正华带领着泰洪班最后一次巡回演出是在1998年，之后十几年光景，除了参加县里面的一些应酬性演出之外，他很多时间也和大多数农民一样闲在家里种田。
这年之前，通常戏班子都是按照前几代班主敲打的路线去演戏，每年几乎都是过年前几天才能归家，整年处于忙碌的演出中，可以说，那曾经是戏班的光辉岁月。傅正华还跟笔者介绍说，“顶了戏班的愿我们才来唱戏，你不顶愿，要想我们来你家唱戏，那要等到顶我们愿的人家唱完了，才轮得到。”傅正华说，只要他们一出门，一般轮不到不顶愿的人家，因为顶愿的太多了。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史昭乐认为，从人类文明的延续、继承和多样性的角度观察，任何文化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以来新兴文化迅速崛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都会面临被边缘化乃至消失的尴尬，像石阡木偶戏这样的乡间娱乐形式更是如此。
史昭乐还介绍 ：“如果不采取一些补救性措施对其进行新的发展和创新，木偶戏将会自生自灭，到那时想保护都来不及。这不仅仅是石阡木偶戏，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到了必须要继承的时候。”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2006年石阡木偶戏成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就开始着手传承工作。
石阡旅游局负责人介绍：当时经过县里各方位的考量，决定把把这一任务交给有民族文化特色教育的县民族中学。具体的操作是，把木偶戏老艺人傅正华、傅正贵、傅正文请到该中学，然后学校再选调一批专业相近的教师来学习，老师学会了，再教学生，这在当时普遍认为是最合适的传承模式。这种想法也在县里的支持下，当年三月就开始实施，但在2008年5月，由于这方面的工作在各地都处于探索阶段，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借鉴，加之木偶戏极具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方式，传承工作在进行两年后因为资金和学习周期长难度大等多种因素不得不停滞，老艺人和校方不欢而散。
“是很坎坷，但不能停。”作为石阡旅游与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决策者之一，县旅游局局长用“很坎坷”三个字概括了两年多来木偶戏传承工作。他说，现在的老艺人年纪一年比一年高，传承迫在眉睫。
随着石阡县民族中学特色教育的计划失败，传承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传还是不传，又该怎么传，类似的问题又让有关部门遇到了一个短时间无法翻越的高山。如今石阡木偶戏现存的戏班子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是艺人老了，就是没有观众，这些问题严重挑战着它的生存。
而就在一次探讨会上，傅正华一针见血的语言戳破了传与不传的隔膜“什么人学都行，但不要国家*学，不要领财政工资的人学，他们学起来不专心，学好与学不好这些人不在乎，一到月底，该领2000元还是3000元的工资一分不会少他们。”傅正华猛地吞了一口茶说，要传下去，钱是关键，这是一个讲钱的社会。
在这里，笔者认为，木偶戏传承的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经济和生活的问题，它因为失去了原有的观众群体而让传承者们生活窘迫，也是同样的原因让现代年轻人不再愿意去学习它。那么如何才能将这些文化遗产，以及精湛的技艺和经济社会联系起来，让它们接轨，解决了这一矛盾，木偶戏的传承与发展效益最大化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