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山村的变迁散文
常州村是天津市最北部、海拔最高的塞外深山村。原来没有正规的村名，因为村南有一处叫青山口，人们顺嘴就叫这座村庄口外的（即长城关外之意）。那么大的天津市都在关里，常州村则像一枚棋子，被哪个仙人随手丢到了关外。
常州村亦叫九山顶，村因山而声名远播。九山顶为清东陵的太祖山，与世隔绝达250多年，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才有了山清水秀、植被茂密的生态大环境。
有一年，国家提倡城乡物资交流，通过抓阄产生幸运者。一位名叫王福有的村民抓到了一辆自行车。可自行车却没法派上用场，村里连一条整齐的街道都没有，到处七高八低。王福有就把自行车像幅画一样挂在了墙上，每天看上两眼，都觉得满足。很多年以后，这辆自行车的车胎糟朽了，掉在了地上，自行车才结束了作为一幅画的使命。到上个世纪80年代，村里人为出行方便，也陆续买了自行车。可那些自行车都寄存在山下的亲戚家，从新到旧，都没有登过自己家的门槛。
村里人为了改善生活，想了很多法子。上个世纪60年代末，村里的全体劳动力干了多半年，修了一条能走胶皮车的路。70年代，国家给了些水泥，村里建了一座小水电站。只是季节性强。冬天没水，没法发电。夏天水多了不行，淤柴火末子。有时一个晚上只能点一个小时的灯，就又没电了。
因为没有细粮，村里尝试过种水稻。可因为水凉，水稻都成了秕子。也种过小麦，最多种过50亩，因为产量少得可怜而告终。村里有一个叫王春和的人，成年累月在山里开荒种地，有一捧土也要捧到自己家的自留地里。他起早贪黑地干，一年能卖3000斤粮食，折合人民币1800多元。
1984年，村里开始兴办企业。先后办过食品厂、石子厂、炭厂、铁矿，因为信息不灵和缺少专门人才，都无一例外地赔了。一个厂子最多赔了10多万元。
村里有个叫王宝义的人，在保险公司干过几年，跑过许多地方，总觉得家乡的山水和别处不一样。有时候去外地的景区，发现自己家乡的风景一点都不比那些花钱看的地方差。1993年，他回村当了支部书记，便琢磨靠山吃山的法子。当年有许多老八路在这一带打过游击，王宝义想尽法子把那些人请了来，利用他们的影响和威望给自己出主意、想办法。那些老同志的级别都很高，王宝义咬咬牙新做了20多套被褥。后来这些被褥就与最早的农家旅店挂上了钩，也才有了后来农家院的繁荣和发展。
为了把小山村的旅游办出特色，王宝义想了许多法子。村后那座叫九山顶的山，是天津市海拔最高的地方，要翻过一道山梁，才能看到最好的风景。为了能吸引游客，他们仿照战争年代的样子建了个边区食堂，免费提供20多种杂粮和山珍熬的`八宝粥，甚至请了身材矮小的人来卖炊饼。这个法子很奏效，很多登山的人自带了饭盒到这里喝粥，临走还要装满，说是给家里的老人尝尝。
小山村的晚上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为了能把游客留住，他们先搞起了篝火晚会，把录音机提到场院里，方便游客跳舞。又宰了羊让城里人边跳舞边烧烤。那一年的红果不值钱，有记者写了《满山红果没人摘》的稿子。常州人又有了灵感，他们首先开展了游客免费采搞活动，到电视台打广告，在公路上打横幅，跑到县境内40多家疗养院所，把创意告诉了他们。结果那一年的游客比平时多了一倍。城里人临走把外套都脱了下来，扎紧裤脚和袖口，装红果用，上车时，只穿着一条秋裤回家了。
常州，这个塞外深山村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路通了，水甜了，别墅成群，牛羊遍地，成了城里人趋之若鹜的地方。每到节假日，各种汽车能从停车场排到村外去。改革开放30年来，变化最大的地方是山村，因为山上到处都是宝，人们越来越多地跑出喧嚣的城市，置身青山绿水之间，疲惫的内心就得到放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