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安黎散文
在这个纷乱浮躁的社会中，朋友安黎是一个精神有洁癖的人。
我的家乡是出文人的地方，古代有药王孙思邈，书画家范宽，书法家柳公权，史学家令狐德棻。安黎是1992年初调入西安市文联《美文》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的，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
我听到安黎的名声是上初中时，他刚从耀州中学的语文老师调至省城。当时看过一本他的《丑脚丫踩在田畔上》，照片中的他浓眉豹眼，桀骜不驯，一头扎实的头发像狂野的火焰。
关于安黎一件在耀州流传甚广的传奇事件是他在老家的一次架——他老家关庄镇的邻居是村里一霸，总是欺负村庄其他善良人家，包括安黎在农村种地的家人。安黎一气之下从省城招呼了三车彪形大汉（最初的白手套），奔回老家和这恶霸邻居打了一次恶架，据说引来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包围了整个村庄。
我由此对安黎有了新的认识，暗生敬畏，觉得这是一个真性情的文人，很有些侠气。最后关系熟稔了，向他求证此事，他淡淡地笑着说，架确实是打过的，但是哪有传说得这么玄乎啊，当时只是去了一个摩托车，两个人，路上又碰见一个好友，一说之下义愤填膺，就又一起去了。打架后双方各有损伤，这次冲动带来的.官司烦扰了他好几年，带来许多苦恼。事隔多年，他说这事情让他在县城成为了备受争议的名人，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成为名人了。
在省城第二次见面是一次老乡聚会，他很内敛低调地坐在席上，桌子上摆着鸡、鸭、鱼，我忽然想起他写的《丑陋的牙齿》，一位评论家曾说：对于土地，对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在世人都疯狂地蹂躏，践踏摧残以至于只顾眼前疯狂地鼓胀自己的腰包而不计一切后果的时候，安黎却像一个清醒的疯子，怀了悲天悯人的心态，在一遍遍绝望但却不屈地呐喊着、呼唤着，他对于人类对其它动物的残忍痛心疾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象一位绿色和平组织的合格成员。
而此时，他与所有人都恭敬客气地说着很合时宜的话，昔日的桀骜、张扬、忧郁、激愤毫无踪影，人却明显比照片黑瘦疲惫了许多……
安黎过去写过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痉挛》和《小人物》，他写的长篇不多，他一直强调说自己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去写作，而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写作，所以作品批评的味道有点浓。
他是一个内心很敏感很善良的人。哪次是我父亲住院，请医院的一位出了力气的老乡吃饭，他是热情的陪客。我们哪天喝了许多白酒，我骂毫无责任感慈悲心的护士，他强烈地呼应，也叙说了自己在老家县城医院类似的一桩遭遇。我们那天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最后去唱歌，善良的他总是不停地劝我少喝些，絮絮叨叨，像兄长一样。
前段时间，安黎凭散文《农民工》获得“喀什噶尔杯”首届西部文学奖散文奖。他直言不讳地说对获奖颇为意外。他说：“时下一些文学奖项，由于权力和金钱的高度介入，让那些金光闪闪的奖杯褪色成了废铜烂铁。文学蓬头垢面，失去了应有的贞操。我对获奖感到意外，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奖项，不用‘运作’却能获奖，至少说明在中国的西部，有一群人还在固守着文学的良知。”
安黎说，如果获奖也算一种荣誉的话，那么这个荣誉，当属于那些苦难的农民工兄弟。并不是我的妙笔比旁人更能生花，而是农民工的血与泪打动了编辑、主编、评论家以及评委们善良的恻隐之心。评委们把票投给我的这篇文章，却也从侧面证实着他们自己心中不曾熄灭的人性之光。
他不屑于参加一些文人无聊的活动，不屑于觥筹交错虚言应酬，互相恭维抬高人气名气。他说自己是“文学个体户”，喜欢单干。个体户从事的是个体劳动，不需要群居，也不必要往人多的地方拥挤，自己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己倾诉自己想倾诉的情感，寒暑妄顾，冷暖自知。至于什么名分、什么评价、什么座次，作为旁观者，他也是看在眼里，但却从不记在心里——他像一位执拗的农民，在山坳里独自挥汗如雨。
文坛很嘈杂，文学很寂寞。一个鞋上粘着新鲜泥土的才气横溢的人，来到了这座不属于自己的城市，浑身不自在，挣扎着，还要保持自身的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