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利不可独谋不可众人生感悟

  人心趋利避害。有利益好处的地方,往往大家都盯着。如果有人独占了利益而不与大家分享,那么一定会招致怨恨,甚至成为众矢之的,带来后患,结果就是通常说的“独利则败”。所以一个人面对利益要懂得权衡取舍,拿自己该得的那份,甚至有时候为了避免后患,舍弃部分自己应该得的利益。

曾国藩利不可独谋不可众人生感悟

  曾国藩早期以道义号召众人与他一起抵挡太平军,认为有道义就足够了,就能感召别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慢慢发现最初投奔他的人都去了胡林翼那里,于是就问幕僚赵烈文:“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

  赵烈文回答:“人皆有私,不能官,不得财,不走何待?”(人都有私心,在你那里得不到官,也发不了财,不走还等什么?)

  曾国藩又问:“当如何?”(那该怎么办?)赵烈文回答:“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利用众人的私心来做事,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公义!)

  曾国藩连连点头,从此以后对有功的部下大力奖赏,特别是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以后,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大盛,人才济济。

  同时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的措施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军心一统,为最终成就平定太平军的功业奠定了基础。

  有时候一些真正的`好人和君子做事并不成功,可能是因为他们无可挑剔的品德,以及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德行苛求,往往会使他们低估最基本的常识,忽略普通人参与事业的本能动机,把道德上的瑕疵视为不可饶恕的过错,并将别人的付出和牺牲视为职责之内的理所当然。

  个体可以在道德上追求无止境的完善,但是面对群体要宽容普通人的比较庸常的动机。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做事情不是追求理想,只是讨生活,毕竟英雄好汉也有老婆孩子,庶民百姓只愁柴米油盐。

  所以做人固然要品行端正,做事却要灵活变通。“人以利动”,这是基本的人性事实。道义可以号召少数人,却不一定能笼络大部分人;品德高尚可以让人尊敬,却不一定能让人服从。

  韩信这样评价项羽:“项王对待长辈谦恭,对待弱者仁慈,对待病者体恤,但这不过是妇人的美德。项王对待立功的健儿吝于赏赐,对待勇武的壮士不予提拔。因此,英雄豪杰终究要离他而去。”

  刘邦问陈平:“我与项王有什么区别?”陈平回答说:“大王粗野傲慢,项王谦逊有礼。”刘邦又问:“那你为什么弃项王而归我?”陈平回答:“对于有功之人,大王不吝惜恩赐,项王则很少封赏。”

  正因为项羽不愿意与有功之臣分享天下的利益,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追随他,最终就是一个“独利则败”的结局,而刘邦则把自己的所得利益与部下共享,得了天下。

  谋可寡而不可众

  谋划事情,一定要跟有真知灼见的几个人一起讨论,而不要听众人的泛泛之论。正如古人所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也类似于今天的“重大决策专家咨询论证”。

  对个人来说,决策一些人生里的重大事情,也无法与众人商量。因为一些人生大的决策关乎个人的世界观,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心胸与气度,自己看准了,去做就是了,如果和别人商量,恐怕也很难被别人说服。别人的立场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定理解你的想法,反而七嘴八舌的,会动摇你的意志,也会破坏你的信心和情绪。

  集思广益的前提是对有价值的看法而言的,而有价值的看法往往不会很多。 《淮南子·人间训》:“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参与决策的人的数量并不等于质量,低层次的智慧累加并不能产生高远的智慧,所谓“众谋则泄。”

  曹操说:“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有道之人,有真知灼见的人,是完全可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特立独行的。

  另一方面,一些谋划也不宜让很多人知道,韩非子说:“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三国演义》中的董承就是一个例子,董承四处游说文武能臣,要拿下曹操。刘备、种辑、吴子兰、王子服,甚至董承的小妾,都知道他的密谋。董承自以为“滴水不漏”,谁料他的小妾与家奴秦庆童暗通款曲。秦庆童出于旧恨,立即跑去向曹操告密。结果可想而知,一干人等都被曹操杀害。

  在今天就是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决策也不必四处宣扬,唯恐众人不知,很多事情要低调地去做,不要太张扬,因为只有低调、不张扬地去做,阻力才小,障碍才少,等事情做起来了,有些可能的障碍无形中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