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遇知己散文
记得是在一九五九年，那年我正好二十岁。参加工作三年，因为在航校成绩前三名，民航总局决定在甘肃省静宁县建一个民航无线电导航电台，选中我带队去建台，建好后就当了导航台主任。静宁县是陇东一个县城，不大，五九年时只有一条街，导航台在西关外，走到县城中心大约十五分钟。那时年轻，喜欢读书，县里没有图书馆，只有到新华书店去。说到读书，我在初中时就养成了习惯，那时，父亲是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负责群众阅读和书籍编目工作的，每周六都在文津街老馆址一进门的大殿前举行国内外作家、学者文学演讲会，会后有著名演员和著名播音员朗诵会上讲到的著名文学家的代表作片段，由此，爱上了读书。初中，我学习成绩保持在60分以上70分以下，主要精力都用在读课外书上了。在静宁县工作三年，几乎每周都要去新华书店三次，除了读书，每次还要买几本，那时书很便宜，大部头也就块把钱。我的工资算是中等的，月薪75.60元，大约一个月下来三分之一用在了买书上。宿舍里有一个书箱子，是我自己设计的，箱子从中间分开，可以立在桌子上，合上后，就是一只可以搬动的木箱子，便于调动工作时随身走。
我继承了父亲写各类笔记的习惯，因此，每看完一本时也都会做读书笔记。我还有个习惯，看不懂用书签夹在那里，第二次、第三次……再读时，再深入，这个习惯很管用，多看几次就懂了，而且印象深刻。难怪古代私塾小孩背古书，不懂也得背下来，我体会到，多读多背一定能在某一天突然开化。书店也有很漂亮的书签卖，几分钱一个，因此，我读书也就记住了父亲告诫的，爱护书，不能折角，用书签。
也就是在静宁县遇到了知己。那是五九年，在新华书店里。
五九年，中国新华书店总店出版了一本杂志，名叫《多读好书》，正逢世界读书日，想起了这杂志，我翻开我压箱子底的纸张已经发黄了的笔记本，果然有记载，创刊号上首页有矛盾先生的文章：《推荐好书还须好文章》，只有七百多字，切中要害，主要是呼吁多写一些书评之类的推荐作家和书籍的文章，向广大读者介绍好的书籍，带有那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鲜感，现在说来也有现实意义。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系统地读书，古今中外，多个学科，概莫能外。古代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点不假。买书也就养成了买有保留价值的、名著之类的书。《多读好书》杂志，就是我遇到的颜如玉，遇到的知己。
翻开我的一大摞笔记，虽然年代久远，还是有新的启发。好似又闻到了清凉山上读书声，声声唤醒懵懂人。学问路既人生路，书中风月无人争。
比如《阴谋与爱情》的题目下，我记载着：作者席勒（1759——1805），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阴谋与爱情》通过宰相之子斐迪南与平民音乐师的女儿露伊斯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当时社会封建统治者的阴谋残暴和主人公们对这种制度的反抗精神。宰相瓦尔特的职位是通过谋杀前任所得，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瓦尔特趁公爵由于政治需要准备娶一位女子，可是公爵的情妇英国女人米尔佛特夫人不答应，于是，瓦尔特宰相要自己的儿子和公爵的情妇结婚，以解公爵之围，达到讨好公爵从而控制宫廷的目的。儿子斐迪南拒不从命，决心和路伊斯结婚。但是瓦尔特的秘书伍尔牧想占有路伊斯，就和瓦尔特合谋设计逮捕了路伊斯的父亲提琴师，要挟路伊斯给侍卫长写一封假情书，并要求发誓不泄露，以作为释放她父亲的条件。事后斐迪南发现了假情书，又得不到路伊斯的解释，于是毒死了路伊斯，自己也服了毒。在弥留之际才知道了真相。
我也特别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1792——1822），他在十八岁时写了一首长诗《麦布女王》，我录下了几句特别喜欢的诗句：
男人和女人，
满怀着爱和信心，
平等地、
*地，
纯洁地……
登上道德的`高峰。
我也特别喜欢俄国作家果戈里（1809——1852）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喜欢印度诗人泰戈尔（1861——1941）的《暮歌》；喜欢大仲马和小仲马，喜欢《三个火枪手》。喜欢《福尔摩斯探案集》除了让人的大脑飞快地运动，还得到了精准的语言描写营养。
国内作家，除通读多少遍的众多名著：四大名著、三言两拍、唐宋诗词、元明戏剧外，特别给我印象深的是矛盾的《蚀》，那是他的处女作。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不知为什么，我只记下的是小说中的“稳、忍、冷、狠”四个字，大概是谈恋爱的技巧吧，其实也是概括了人性的典型性。
真正让我更加受益走上写作之路的，除了这些大量文学作品吸取了营养，还从哲学和文学理论中得到了写作的真谛。我在笔记中做了大量的摘录。
《文心雕龙》、《随园诗话》、《闲情偶记》《宋元戏剧史》……和外国的《别林斯基论文集（1958年出版）》、《生活与美学（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著（1957年出版）》、《杜勃留波夫选集（1962年出版）》、《歌德谈话录（1978年出版）》……。这些著作使得我丰富了文学写作的理论和实践。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仁人志士应该读一读。
总的来说，就是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
歌德说：艺术家“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提倡文学来自现实生活，应创造出高于生活的“第二自然”。又提出了“特殊中表现一般”，“把握和表现个性的东西是艺术的真正生命”，十分推重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反对主观病态的消极浪漫主义。第一个提出了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口号。
别林斯基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再现现实”，而“为艺术而艺术”只不过是“游手好闲的懒汉的玩物”，提出了“用形象和形象思维反映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典型性是创作的首要任务”。指出“典型同时是一个人和许多人，一个面貌和许多面貌”的集合，从而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想想古今中外长久存在于读者中的名著，不是都是这样用典型人物“记录”了现实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吗。
车尔尼雪夫斯基针对当时黑格尔及其流派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提出了“美是生活”之一的著名唯物主义命题。美，是独立于人们意志之外的客观事物，而美的观念才是人的主观产物，又因为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指出“任何事物，在我们那里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生活，那就是美；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多么简单又深刻的理论。所以，我总是关心一切生活中的事物，观察一切，即使是街上见到有两个人吵起来、菜市场卖菜的讨价还价、公交车上窃窃私语、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以致在醉酒特殊状态……我都要驻足观看、细细倾听、认真琢磨，丰富我的写作生活中的典型性素材。
杜勃留波夫则主要阐述了文学的社会本质，文学必须有一种特质，体验生活和与生活息息相关。
这里也不得不说说有关诗话的话题。我总以为，现在，尤其是网络上，对于诗的规律和韵律，尤其是写古体诗词，要求过于苛刻。甚至（不好意思，一家之言）规定一首诗词不得刊登非得X首才行，你没有，就必须再“写出”另外的几首才行。这等于是说，诗词可以不从生活中来，确实也在一些网站上看到了为此而强拼硬凑的诗词作品，实际上助长了写作和生活无关、脱离的理念。我的诗词写的不好，但是我的诗词都是生活的提炼。而古代大诗人的好的诗词作品，也都是生活中来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仔细想想抬头望明月、汗滴禾下土、蜀道难、梦游天老、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词人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正如唐代诗人贾岛写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毛诗序》是古代一篇议论写诗的文章。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南朝梁钟嵘的《诗品》是一篇诗论专著。他就认为“应以吟咏性情”来表现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认为真美为好，反对“用事用典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提倡“滋味说”。唐司空图著作《二十四诗品》，要求诗歌达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超以象外，得其怀中”的效果。
这里只是写出了一小滴笔记痕迹，我就想说，多读好书，于生活、于品格、于道德规范、于做人做事以至个人文学爱好，都是百利无一害的，关键即使多读那些好的书。
这样，才真正感到有一种美丽叫做寂寞，有一种解脱叫做与世无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