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散文集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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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散文集有哪些

  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x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为谁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雨儿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门沿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18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烈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沙漏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符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Rembrandt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