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母的忌日里想起岳母的最后祝福的散文
老伴的家乡，有一个风俗习惯，女子结婚怀孕后，都要做一罐米酒，用坛子封存起来，直到孩子出生时，才开坛挖出来放到锅里熬煮。吃时放上红糖，叫吃“月子酒”。那米酒用糯米做成，配以当地特殊的佐料，用当地民间流传的特殊工艺酿制而成，营养丰富，具有补虚益脾之功效。由于封存长久，开坛后，香气扑鼻，芳香四溢，沁人心脾。经过熬煮后，更是甘甜爽口，清香之气，直冲肺腑，使人喝了还想喝。但这米酒是不能多喝的，多喝醉人比普通酒厉害许多，等发觉要醉时，就已经来不及了。但这酒不伤人，醒来后感到精力充沛，神清气爽。这酒不单女子坐月子吃，平常来人待客，也要挖出来煮上一鼎锅让大家美尝一番。重要场合，更是少不了它。
据说，老伴的家乡有个古老的乡俗，男女在长大成人后，到了婚嫁年龄，在相亲、订婚仪式上的第一件事是吃米酒，这吃米酒有个讲究，相亲时，女方父母如果对来相亲的男方不满意，就会用眼神示意亲友，让亲友用米酒灌醉男方，让男方出丑，然后找茬推掉婚事。这时候，还要看妹子的意思，妹子如果对男方不满意，用眼神示意后，众亲友便会想方设法把男娃灌醉，如果女家妹子对男娃满意，即使女家主人暗中发出信号，众亲友用眼神征询女家妹子后，得到妹子制止的眼神，谁也不去当那个恶人。
在男女定婚仪式上，吃米酒更是庄重而浪漫。老伴的家乡，称男女相亲订婚为“烧香”，“烧香”分“烧大香”和“烧小香”。和北方的“相亲”、“过礼”差不多。只是仪式上有些民族的特殊乡俗。“烧大香”时，准丈母娘(男方由准婆母）当着众亲友的面，开坛挖出来放糖熬煮，煮成后，由准丈母娘亲自盛一碗亲手端给准女婿，准女婿接过来当众亲友喝一口，众人才敢喝其他的，准女婿不喝，谁也不敢动嘴喝，准女婿只要动嘴喝一口，立即会风扫残云，米酒一扫而光。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当地民族风俗仪式，丈母娘端酒和准女婿接酒都要说一些话以示吉祥。
可是，我的这碗酒却由于地缘关系，演释出另外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作为文学青年，靠着广种薄收换取一点心理上的虚荣。不知怎么歪打正着，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个不到八百字的小散文。就是这个小散文，成就了我一生感到非常满意的婚姻。那时我已二十八岁，进入大龄青年，成天写诗作文，家里又穷，每天写文章，只见退稿不见发稿，想成个家非常困难。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书痴》，《书痴》中的书痴说过这样几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黍，书中自有颜如玉……”这话一点不假，那篇小短文发出后，收到全国各地文友的来信，其中有一个南方女孩，自称叫余芳，爱好文学，苗族，四川酉阳县人（现归重庆），她来信对我的散文说了很多意见，我回了信。没想到她又给我来信，一来一往，我们写了很多信。事情过了大半年，我们之间的感情距离越走越近。一年后，她让我去南方接她，那时很穷，在一个南方桃枝正染的春天，我想方设法借了钱，风尘仆仆地去了南方。经过几天的舟车劳顿，终于到达那个叫酉阳的小城。小城很美，四周群山环绕，水泥铺设的街道，被环卫工人清扫得干干净净。一条酉水河穿城而过，街道两旁的'楼房不甚太高，但整齐而别致，风格与北方的建筑大不相同。特别是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穿戴着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和头饰，让我感到新奇而特有情趣。我有了一种走进异国他乡的感觉。这里各民族杂居，各民族的服饰也不一样。特别有趣的是，这里的男人有些竟也戴着耳环，耳环还很大，象八号铁丝那么粗，但是银子做的；头上缠着头巾；操着我听不太懂的西南方言。女子长得既清秀又鲜艳，一路走来，就像雨后的山茶花，鲜艳欲滴，让我这北方来的大龄男子，看得直咽口水。
我在车站客运表上看了好多遍，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那个去“板桥”的班车，向人打听，话音不同，也问不出所以然来。我望着小城四周巍峨的群山，面对茫茫人海，我该到哪里寻找那个叫“余芳”的女孩呢？我不敢预测未来，命运是美梦成真还是上当受骗？
我到县城当时还算不错的旅馆住下，写了一封信投到邮筒，看来只有让那个“余芳”来找我啦。几天来，我等待着那个叫“余芳”女孩的出现，并想象着见面时的情景。接下来的三、四天，我在这个风光秀丽的小县城等得既焦躁又富有诗意。白天，我漫无目的地闲逛，到影院花一毛钱看场电影，晚上关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
在一个寒流来袭的下午，我没有出门，因为寒冷，服务员端来一盆炭火，见我放在桌上的《记者证》问我：“你是记者？”我点了点头。其实，那只是一个特约记者证。那时没有身份证之类的东西，出门住宿要开介绍信。在单位上的人，用工作证，我一个农村青年，没有工作证，便用那个特约记者证登记住宿。这是一家《北方农村科技》杂志社给我颁发的。
就在我和服务员说话的当口，门外“叭叭”敲了两下，我开开门，一个清秀的女孩站在门外，拿出一封信，向我示意，那服务员很知趣地离开。从她的表情中看出，她大概认为我是勾搭的当地女子鬼混。
我把女孩让进房间，她说：“我就是余芳，真名叫余桂萍，余芳是我的笔名，按笔名你找不到我，只有乡邮递员知道我的笔名。”可惜这些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女孩见我一脸茫然“嗯呀”一声问：“有杯吗？”这句我听懂了，赶紧拿起桌子上的杯子，从暖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她，她又“嗯呀”一声，从自己包包里拿笔和纸写道：“我就叫余芳，余芳是我笔名，我真名叫余桂萍……你什么时候到的？”我拿起笔，回答了到达的日期。那一夜我们就这样，用笔代替嘴巴作了相识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沟通。我们双方都在努力揣摩对方语音的真正含意，力求听懂它。下半夜的时候，我们已经基本能听懂对方语言的意思，不用再用笔写了。但那已经记下了一大本谈话记录。
第二天，余芳带我来到她的家，见她的父母。很快，余家的亲友来了一大帮，挤了满满一屋子，吵吵闹闹都来看我这个从东北来的余家新女婿。余芳的母亲抱出一个坛子，用剪刀当着众人的面，剜开密封在坛口很硬的东西，从里面挖出一些发白的东西，放到一个象地雷似的鼎锅里，又放上一些发白的东西倒上水熬煮，煮了大约十几分钟，余芳的母亲首先舀出一碗，口中念念有辞满脸慈祥地端给我，这时，满屋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我，我想：“我不能喝这碗白乎乎上面漂着象油一样的东西，说不定是毒药，毒死我找个地方一埋，在这大山环绕的山沟沟里，家里人怎么找？接不到媳妇，搭上条命，还给家里人欠下二千元债务……不喝，绝对不能喝……”这样想着，我推辞说：“不渴。”尽管那碗白乎乎的东西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余家的亲友也在劝：“活（喝）嘛，这里的乡俗……”可我那时听不懂，无论怎么让，我就是不喝。在推让中，我弄得满头大汗，余芳的母亲也急得满头大汗。这时，余芳母亲脸色刷地一变，把碗往余芳手里一塞：“赶紧整走，这样的客我难得待！”余芳接过来，递给我让我喝，那我也不喝。余芳见我很执拗把碗放在我身边，对亲友说：“他不活（喝），你们大家都活（喝）罢。”很快，风扫残云，一鼎锅“毒药”被余家的亲友喝个精光。这时，我才知道，那东西一定好喝，想喝一点偿偿，但刚才拗着不喝，又抹不开面子，于是依然端着架子坐在那里。余芳的母亲这时站在院里生气，余芳跑出去劝母亲，余家亲邻，也都跑出去劝说：“莫生气嘛，外乡人不懂乡须（俗），妹娃自己愿意由她去吧……”
这时，我见屋里没人，悄悄端起那碗“毒药”尝了一口：“啊！”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妙的东西……一仰脖，一碗米酒喝个干干净净。还想再喝，鼎锅里哪有半点滴米酒的影子？丈母娘为女儿出嫁准备的米酒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演义了一个滑稽的故事……
在我要领着余芳北上的日子里，岳母的脸，始终不开晴，一看见我，那一脸浓浓的黑云，暴雨会立即下下来。看得出，岳母一直隐忍着。余芳对我很倾心，岳母看得出来。我担心岳母会在关键时刻，向我提出苛刻条件。可岳母自始至终没有向我提一个字的条件。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岳母向我提“钱”，那是我最不能办到的，是我的软肋。
岳母没有向我提一个字的“钱”的事，也没有向我提其他条件，直到我领着余芳上路时也没提。唯一的条件，岳母要求，我们领了结婚证再走。
记得，北归那天，天下起雨来，岳母打发余芳的弟弟送我们到车站。家里只有一把伞，余芳的弟弟出去借了一把，岳母看到我没有伞，又出去借了一把交给我说：“你们走后，等我们买一把还给人家，你们安全上路。”我心头一热，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妈——”这是我到余芳家一直不好意思喊出来的字。
岳父站在门外，眼睛里流着两行泪，望着我们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用手擦了下眼睛，向我们挥挥手，余芳突然跑回去抱住岳父的脖子喊了声：“爹——”岳父用手拍了拍女儿的头发：“走吧，记得到了地头来信……”余芳一步三回头地望着爹。
大约走了二里多路，余芳的弟弟一回头，发现岳母顶着大雨一直跟在我们后面，余芳见说，立即跑回去抱住母亲，娘儿俩哭成泪人。岳母一直担心着女儿上当受骗。
十几年后，岳母岳父到东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起这件事，岳母说：“你们走后我几天吃不进饭，几天没合眼……”特别听我说我怕被余家药死，岳母：“嗯——呀！怪不得砍脑壳的能把我女儿骗到手，鬼心眼子多得很……”说完，一家人哈哈大笑。
岳母去世的时候七十三岁，我为了照顾家，没有去南方为岳母奔丧，岳母临死的时候拉着余芳的手说：“维雨是个孝顺的好孩子，你也是个孝顺女儿，你们家以后日子越过越好哈……”就这样，岳母拉着余芳的手，娘儿俩说着话，咽下最后一口气……
老人弥留之际，留给我们的最后祝福，那是对我们婚姻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未来的展望……
因为，老人家对我们的婚姻，一直是持有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