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的岁月散文

  大佬,是我们家乡的口语,就是老大,大哥的意思。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大佬的岁月散文

  周末回老家看孩子和老人。午后闲来无事,我就打电话给二妹,二妹道正在家里看孩子。二妹听老妈的话,没有远嫁,是嫁到隔壁的一个村子姓蒙的人家,路程离我老家不远,骑车十来分钟就到了。二妹生了两个外甥,大外甥大我的孩子一岁多,但表哥表弟个头一样。小外甥一岁多,还不大能爬行,我就这样当上大舅好几年了。

  我骑着摩托车,搭上孩子去二妹家“走亲戚”。表哥表弟一见面就粘在一起闹腾起来了,二妹也常带孩子回娘家住,因而孩子们也很熟,在大门外的小地坪起劲地玩着钩机、斗车、汽车、飞机等玩具,惹得我们都笑了,道往后这两老表就是当驾驶员的苗子咯。

  看着孩子玩得高兴,我也回想起了我们的童年的好些往事,回想起那些珍藏在心窝里的岁月的书页,那点点斑驳的印记,不时让人觉得暖和融融。多想时光再回到那个时候,哪怕在那儿只呆小半日也好啊!

  我小时候,我的老爸就常年在外打工,我老妈有时也跟去做事,我和二妹或者窝在老家由奶奶带,或者寄居在大舅家,也曾到过老爸打工的砖厂。我曾在我老爸住的砖厂宿舍见到一张灰白的照片:老爸骑着一部嘉陵摩托车,右脚撑地,车头坐着两个小孩,头发都很短,看起来有点傻里傻气的;老爸一手握车把,一手环曲臂膀围护着孩子。我很好奇,问他里边的人是谁?老爸哈哈大笑,用手轻轻戳了一下我的额头,道:“你这傻仔,你自己都认不出来啦,大的是你、小的就是你二妹咯!”听他那么一讲,我再仔细看,果然有点我们的影子呢。

  那时候,最难熬的是老爸老妈回家过节,欢喜了两三日,他们就又要离家了,我们死活不肯,拉扯着不让他们出门。奶奶就哄我和二妹:“你爸你妈是去红砖厂打工赚钱的,赚得多多的钱,等过年回来时、就给你们带好多的糖果,还有新的衫裤,让别人家的孩子都眼红(羡慕嫉妒)你们。”但是,我们还是不听劝,宁愿不要糖果和衫裤,最后就在叔伯们的强抱拽拉中、哭啼着望着父母走过了小屯头的老松树,影踪消失在了转弯的地方。

  我们小屯隔河对岸就是通往县城的公路,偶尔会有迎亲的队伍行过,很是隆重,前头的后驱车撑着几面红旗,车上坐着敲锣打鼓吹笛子的奏乐团,路过村屯时总卖劲地“吹敲弹奏”;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包括坐新郎新娘的婚车,运载嫁妆的车,以及搭人的摩托车队。每回有这样的“好戏”,整个小屯的孩子和好些大人就聚集起来观望、评头论足,直到迎亲队伍远去、没了踪影才散开。二妹常眨着两眼跟我讲,“石哥,阿妈和阿爸去红砖厂、不要我们了,我们也不要他们咯;我们看车队接新娘子,他们不得看,正好咯(活该)!”

  一直到我去读小学了,老妈才回老家安心住下来,而这个时候,我和二妹又增添了一个两三岁的弟弟了。随着年纪的长大,我们也得做不少的家务了,作为大佬的我自封“指挥长”,并分配任务,煮饭、洗菜、烧水、喂猪、喂鸡等,一人分派一两项任务。但真忙起来,时常就得我一光杆司令,二妹三弟都不听我的。这还得了,不听大佬言、吃亏在眼前,我三下五除二就把她俩给揍哭了。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胜利,等老妈干活回来,二妹三弟联合“告状”,我就又得挨老妈“修理”了。有一回,老妈发很大火,把我摁在凳子上,要用剪刀“剪”我的耳朵,又连绵地责骂:“整日打老弟老妹,怎么教你都不听,留着耳朵还有什么用,耳朵不是用听话的,等我帮你剪下来咯!”在一边的二妹三弟也被吓哭了,我也害怕、大哭求饶。纠缠了一阵,阿婆闻声赶来劝阻,“打你就打,别拿那尖利的东西伤到了孩子”,夺去老妈手里的剪刀。可老妈还是很恼怒,凶神一般抄起一根捧子揍我。我也恼了,大嚎起来:“就是打我,又要我干活,喊他们又不帮忙。我也不活了,去死掉算咯!”我挣脱开来,出了门,一溜烟跑出小屯,径直奔向了荒草杂树丛生的岭岗。

  到了夜晚,老妈就照着手电筒找我,直喊“阿石,回来咯,回来吃饭咯”。我躲在小屯对面牛栏的禾杆堆里,忽而得意起来,连肚子都不“闹”了,就一声不吭地猫着。夜色渐深,阿婆叔伯婶娘也加入了寻找的队伍,望着那些手电筒光闪闪划划,寻找我以前藏躲的地方,时间滴滴答答地过去,我的得意逐渐消去。当老妈拖着瘦小的影子经过牛栏的榄木根、用嘶哑的嗓子呼喊我时,我很想应她一声,可嘴巴张开了、却没发出声音。我闭上眼,眼泪一下“突围”出来了!最后,四叔发现了我,就和其他叔伯一齐把我拽出来,推回家去了。经过那一晚后,老妈打我的情况就逐渐减少了,我的性子也日渐改了。我对待二弟三妹的“策略”也有所改变,拳头是吓不了的了,不如给一点“好处”,解决好兄弟姐妹的“内部小矛盾”吧。

  那时候,小屯里一有人家烧窑烧砖,全屯的孩子也跟着闹腾起来:又可以赚点小钱咯。烧窑收生柴草。山岭上的杂树、荒草、蕨草,砍了扎成一担子,挑到烧窑收购的草坪,过称、记数,一百斤三角钱,晚上就去领钱;每家的两三兄弟姐妹,一天可“斩获”一块多钱。我和二妹三弟一齐上阵砍柴草,到晚上我就去领钱,我一领回去,弟弟妹妹就围着我要分钱。我道不要急,找不散呢,明日大佬带你们去集市买瓜子、话梅、油炸花生饼,多大的钱也能找零了。第二日,我就像大将军一样,领着小的'们向集市进发了。若是收获得多一点,我就带二妹三弟吃一碗两角钱的豆腐角或三角钱的云吞,剩下的钱再买些豆芽回家、晚上“加菜”;那个时候有豆芽吃,也相当于过小节了。

  我们孩童时,夜晚里很有趣的一个事就是“演戏”。当然,全都是瞎闹的,就模仿着乱闹腾不了。那时一年里最热闹的是春节,其次是中秋节。小屯隔河对岸的圩镇有一座寺庙,香火极旺,各地的人都慕名而来,捐钱拜神。每年中秋节,寺庙就会烧烟花、放电影、演木偶戏和土戏。电影和木偶戏、土戏从十四那晚就开始,到十七那晚才停。木偶戏的戏台小,就像一座四方的小木屋,通常两人合作,一位师傅敲锣打鼓砸醒木,另一位师傅就撑一二木偶人,摇这就唱。木偶戏的唱词可不是孩子能听懂的。我们就爱好挤到前面,弄搁着的木偶,让木偶们挥手打功夫、扇自己的脸,好玩得很!土戏那就更不讲了,敲锣打鼓闹腾够了才停下,唱腔跟平时讲话有很大的不同,仿佛听到的是一门外语;而且唱得很拖沓,就像拉粑粑拉不出的感觉,很容易让人心生困意,挡不住地打哈欠、叩头、想瞌睡,不如拿钱去买包话梅或一两杯瓜子吃吧。

  所以,我们“演戏”也就是装一装样子,反复地哼那一两句从木偶戏、土戏学来的“熟稔”台词。那时,我们全家都住一间瓦屋里,屋子并不宽敞,就并排摆两张床,中间留一过道。床的蚊帐架子是用木头做的,很结实。我们就把被子扎在蚊帐架子上,当幕布。演员在幕后喊“开始咯”,坐另一张床的“观众”就鼓掌叫好。演员自己配音(敲锣打鼓),掀开幕布一角,登台,转一小转,站住,就咧嘴哼唱几句,可演的人和看的人都异常兴奋,氛围好得不得了。唱完,就由大佬评分,宣布结果,换着到下一个唱;轮完一转又再重来。演出时间也由大佬讲了算,大佬唱的时间长一点,往下逐减,有时二妹三弟不服,呵呵,就有好戏看咯。有一回,我三弟上场,开口把词忘了,人嘿嘿地傻笑,愣站在那里。我就带头大笑,笑完又喝倒彩,差一点把他“吓”哭了。此后一演出,三弟就有了心理阴影,人不自信了,找大佬商量,“石哥啊,我把我那一份(时间)让给你,你演得好一点。不过讲好先,得的分数算我的喔。”怎么样,知道大佬的厉害了吧?一晚上闹腾下来,最后的“成绩”时常如此:二妹第二(有时第一),三弟则正常排第三。三弟有时很不服,讲我向着他的二姐——我的二妹(确实也挺明显的),她就“上台”那么蹦跳几转、唱也不大唱,怎么比我还好呢?我就笑笑,道那往后你就自己表演咯,我不帮你了。三弟就像蔫了的气球,不闹了。

  后来,我去桂林读师专,二妹也念初中了,去小屯溪河对岸镇子的二中,读书也很勤奋,很少缺课。一年暑假,因为快中考了,她们班补课,在家里吃了晚饭就去学校。有一傍晚,天下雨、溪河涨山洪,家里人都劝她别去了,就跟老师打电话讲一声。但她坚持要去,我只得护送她过河,水漫到了人的肚脐眼往上,我一手帮她拿东西、一手扶持着她摸索着趟河去了,到了对岸、擦干身子穿好衫裤,就去学校了。但是后来,因为家里困难,我又读着师专,好学的二妹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不久也去广东进厂打工了。

  我成人以后,愈来愈觉得亏欠于弟弟妹妹们。因为我的常年求学,用去了家里很大开支,二妹三弟读书的时间就都比我短了,恰似我占了月圆、把月亏留给了她们,作为大佬的我实在感到羞愧与内疚。有一年暑假,我留在桂林搞了一个多月的勤工俭学,得了几百块钱,就在市场买了几套衣服,老妈、二妹、三弟各一套。卖衫的老板娘得知这一情况,觉着我挺不容易,就以进货价加几块运费的价钱卖给了我。回到老家,我逐一派发礼物时,老妈和二妹、三弟都很高兴,赞我本事大了。我笑颜大开,道,等以后我工作、领工资了,就让你们过好日子!

  然而,现实并不那么如人的想愿,我参加工作已十几年,混混沌沌、不成样子,还时常要家里人担忧。我的孩子照例像我小时候一样“流放”在老家、由我老妈看带,而平日二妹给孩子买的衫裤比我买的还多、还合身。每当我想起这些,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我欠老人和弟弟妹妹的实在很多,一点也没有大佬的样子。若难以偿还,下辈子我们还做亲人,而且,我要当一回真正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