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的散文
二十年前，乡下物质匮乏。一日三餐，家家户户多是以五谷杂粮为主，白面和大米隔三差五能吃上一顿，已是福份。尽管如此，家中仍是过着寅吃卯粮的日子。
由于长时间饮食玉米粥，导致我营养不良，恰我又体弱多病，尽管父母带我东奔西跑，求医问药，但总不见好转。因而，母亲在做饭时，总是特意给我开一个小灶，希望生活上的改善能使我摆脱疾病的困扰，健康成长起来。而后，母亲就开始对我长达近十载的悉心照料。母亲每次熬完玉米粥，总会用铁勺从锅中沏出两勺，倒入瓷缸中，然后单独放上灶台，在汤里均匀撒上一层白面，再把从田间地头采摘来的野菜细细剁碎，用油、盐、酱、醋调拌好，倾入粥中，稍加搅拌，一顿美味就好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一餐美味于我不亚于今日的山珍海味，靠着它，我熬过那个体弱多病的年代。及到十二岁，我完全走出疾病的阴霾，开始健康成长，母亲功不可没，她的付出终于等来了回报。
除了白天在田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夜间也不得清闲。为了贴补家用，每户人家都养有蚕。每到夜里顾不得腰酸背痛，总要三番五次地起床为蚕添新鲜的桑叶。母亲起床从不忍心叫醒我，为她打打下手。她总是在半夜时分，轻轻挪出背窝，挑开帷帐，从枕头下摸出火柴，引燃蜡烛。然后一手扶好烛台，一手张开护住四散的烛光，向客厅踱步。她放下烛台，捋捋头发，便开始工作。把四周的蚕慢慢往中间挪移，然后在桑叶上洒上少许水，把桑叶一片片往蚕身上覆盖。以至做好这些工作，已是半个小时过去。她会蹑手蹑脚地回到床前，为我掖好背角，熄灭蜡烛，又躺下。由于对灯光的敏感，每次在她划亮火柴时，我也就醒了。醒来后，我总是一声不吭地趴在床沿看母亲忙碌。时隔多年，想起来仍是历历在目。
说起桑叶，就不能不提起桑树与桑葚。在我们的村口，有一片很大的桑树园，足有三、四亩。在浓密的绿叶间，闪烁着无数个小桑葚。有的熟至黑红，酸甜饱满，有的生至青紫，酸涩难咽。在上、下学的间隙，我们这群年龄段的孩子会像小鹿一样飞快地向桑树园奔跑。我们像蝗虫经过一样，洗涮了桑树园的黑红桑葚，只有几个够不着的，孤零零地悬挂在顶梢，乃至掉落，剩下的青紫桑葚则无人问津。看园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坐在一张老得掉牙的竹藤椅上来回晃悠，手中握着一把已有多年的蒲扇放在紧挨的胸前，在他身后是一个年久失修的茅草屋。桑葚在夏季里大量成熟，掉落在地上就未免可惜，这就为我们进入桑树园提供了契机。尽管偶有桑枝不明不白地折断，但看园老头对此不管不顾，任由我们折腾。大量的吞食桑葚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有时新穿的衣服便会被涂抹成黑红的油画，最烦人的还属正在上课或玩耍时，两条红色的蚯蚓会从鼻孔里毫无征兆地流出，吓得我们赶紧往水龙头前奔跑。但这些自食其果仍不能改变我们对桑葚的喜爱。我们依旧会守候在桑葚成熟饱满的季节，然后，继续把自己变得一身油画，火气涌动。
长时间在桑树园的奔波穿梭，造就我一流的爬树功夫。自然而然，房前屋后的榆树就成了我挑战的对象。在榆钱刚开的'时候，我们会在腰间别一小布袋，然后猴子似的爬上树，往布袋里捋采榆钱。有时饥饿，便会采摘一大把放进嘴中，生嚼起来。待采满一布袋，我们便会顺树滑下，精心挑拣，在蒸馒头的时候，便会把它们同玉米面搅和在一起，做成馒头状，放入笼屉蒸熟，吃起来就别有风味。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我们是在尝鲜。其实不然，榆钱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主食，口粮。当食不果腹已成常态，一切能下咽的东西都会被抢食一空。
交通的闭塞，催生了货担郎这个行业，相当于今日的“移动商店”。货担郎总是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担子两头就是杂七杂八的货物，诸如针头线脑，木偶玩具。而像油、盐、酱、醋是不卖的，这些东西占空间大，重量沉，利益小。像这样一整天卖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所以货担郎多是些没有其它生计的老头儿。走到一个村落，他们往往会放下沉重的担子，继而摇着拨郎鼓，一声声地吆喝：卖东西喽，卖东西喽。声音雄厚苍劲，传播得很远。瞬间，人能从四面八方赶来，把货担围得水泄不通，叽叽喳喳，议论纷纷。买得多是些用得着的小东西，块儿八角的。当然也有看热闹的，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奇的物品。她们买完东西，并不急着先走，而是同老头聊一些外边的奇闻。她们长期呆滞在家，不出远门，对老头儿说的那些奇闻轶事充满好奇，继而稍加整理修饰，然后传授给我们这些懵懂的听众。货担郎走街串巷，跋山涉水，除了给乡亲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也为静如止水的乡村带来一丝活力。有时，家里的针尖坏了，顶针没了，母亲便会叹息：货担郎怎么还不来啊！而我也会在母亲叹息之后，奔出屋门，踮起脚尖，学着奶奶的样子，手搭凉棚，眺望远方。然而除飘入眼帘的大白杨，再没有其他熟悉的身影。谁也无法抵挡历史的脚步，就如无人能把货担郎留住。他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从容地退出历史舞台。于是，那苍劲有力的声音，只有在记忆深处发出遥远的绝响。
时光荏苒，那些纷飞美好的往事成了昨日的旧梦，也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