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女性故事
女性能顶半边天的事实已经不容忽视，不管在哪个行业领域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成功女性的身影，本文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励志女性故事，欢迎参考借鉴。
【一】美国流浪少女成功进哈佛
莉斯·默里的故事是如此的令人心灵震撼，以致于被拍成电影并获得大奖。一个生活在无家可归者家庭的女孩，父母双双感染上艾滋病，但这个女孩没有放弃人生的希望，她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向命运挑战，最后踏入了哈佛大学的学术殿堂。
由于父母都染上了毒瘾，默里8岁开始乞讨、15岁母亲死于艾滋并父亲进入收容所，从此默里流落街头。她在17岁决定回到学校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小小年纪就无家可归，但在她的身上却充满了优雅的气质和真挚的性情，她的执著、不向命运屈服、坚强的意志和不断地进取鼓舞了成千上万美国人，人们从这个女孩的身上看到了如何跨域艰难与困境障碍的一种精神、一种面对人生自我选择的动力。
有些人出生以后就具有反叛性，默里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孩子。她家庭的收入几乎都被父母用来满足他们的毒瘾上，默里和她的姐姐从小就被父母忽略，缺少食物和保暖的衣服。但在15岁以前，小小的默里并无太大的追求，过着贫困的生活，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在她看来，长大后能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默里10岁时，她的母亲被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此后默里一直照顾在病魔中挣扎的母亲。默里不愿母亲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也不愿走上同母亲一样的生活道路。默里的母亲在她15岁时过世，这把她带入了噩梦般的生活，但也让她清醒，开始寻求自己的人生之路。默里在母亲过世后向自己发誓，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会像母亲那样轻易地放弃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她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默里看到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学校，接受教育，接受更好的教育。
默里终于明白，不管怎样，人是不能向命运低头的，世界在不停的运转，生活仍在继续，不会因为你的失落与沮丧而改变，一味的伤心只会堵塞自己前方的路途而使自己更加沉沦，于是她决定坚强，坚强的开始新的生活。
默里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是属于一个自我教育型成长起来的孩子，当我无家可归时，没有人来指导我，引导我。那时，我会到自助书店去偷我喜欢看的书。当然，今天我会原谅自己年青时的行为。在一次被我偷过书老板主持的演讲会上，我作为主讲人对他说，我想我欠你25美元。
默里说，在人的一生中，感恩应是一个人首要的特质，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感恩的心从我记事时起就深含在我的内心。我能有今天，我感激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其次，不论环境如何，我都有自己的选择。当我住在大街上时，我在思考人生的价值，我知道当我克服每天遭遇的这些障碍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我迈向自己的目标。
【二】弃艺从商
弃艺从商的决定不是那么好做的，但是无论如何王志菁都想帮自己的丈夫。1993年，丈夫王文炎成立了武汉源泰铝业公司，她下决心和丈夫一起打拼。当时的湖北市场被低于国标的劣质铝制建材充斥。为了做达标的产品，价格就要比劣质产品高出30%，因此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后来夫妻两合计，将价格降到“水货”一样。生意亏损了300多万，但是过硬的质量吸引了一批忠实的客户，这是最可贵的。
好景不长，2008年发生意外丈夫去世了，以前王志菁只是负责公司内部事务，丈夫负责联络市场，要一肩挑太难了，孩子还小，每每为了公司业务不断奔跑，整晚都睡不着觉，王志菁一旦回想起那段时光总是难以抑制难过的心情。
源泰发展的很好，点击源泰的网站上面记载着公司的发展历程：从1995年荣获“汉货精品”的称号，到源泰将市场伸向北京，北京广电大厦，紫金大厦和交通银行等都使用了源泰，还有部分产品远销东亚、南美洲和欧洲。
铝制行业不是一帆风顺的，国内铝型材行业遇冷，武汉源泰铝业有限公司却异军突起，“源泰”牌铝制产品广泛应用于新修的湖北省图书馆、正在建设的泛海国际CBD，先后获得“武汉名牌产品”、“武汉市著名商标”等称号，2011年，王志菁获得市*授予的“优秀企业家”称号。
当然，源泰最成功的是成为了苹果Mac mini 的机箱外壳的合作对象。不过书本大小，2cm厚的机箱外壳，线条流畅，表面光滑，摸起来十分舒服。2009年，苹果的一家代工厂有意和源泰合作，但是苹果对产品的要求是“零缺陷”，对于当时的源泰来说，公司还没有达到这一技术要求，这需要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和生产工艺上同步稳定。王志菁和她的团队迅速成立“苹果研发小组”，样品返工重做不下百次，经过一年半的试验，源泰终于以技术优势成为了苹果供应商。近几年，每年给苹果提供价值6000万元的电脑机箱外壳。
【三】偶像杨澜
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个做内容出身的人，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来配备一个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想喝杯牛奶就自己养头奶牛的意思。因为市场上没有卖这杯牛奶的，你就必须自己养奶牛。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时间久了，你对养奶牛的事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感情。奶牛有奶牛的意义。慢慢地，你看到周围这片草原上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人，他们也养着自己的一头或者一群奶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
当然了，我这是有点难为自己。我大学学过国际经济，但这和真正做企业完全是两回事。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传媒系统已经非常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上世纪末，中国传媒从过去的僵化*到逐渐开放，它需要很多鲜活机制在运作成长，才可能有市场，才可能有个体的创造。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许再过30年，我就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了。
吴征一开始就是鼓励我的，但是对我来说，从做节目到做企业，这个转型极其困难，一开始就摔了个大跟头，就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
我在阳光卫视创建的最初，就没做好商业判断上的准备。一开始我就按照整个一个电视台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纪录片是一个小众市场，又是是基于一个*卫视不能够完全落地的现状，我当时应该更多地以采购节目为主，减少制作成本，尽量不要做这么多的原创和这么大的制作中心。
这就说明我的幼稚。在商业上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我还记得，当我非常兴致勃勃地让吴征去参观我刚刚建好的制作中心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当时他就跟我说，我没想到你们拉了这么大一个摊子，是要出事的。
前后有5年的时间吧，我很累。关键是当你的商业模型不对的时候，你会越做越累，并且事倍功半。现在看来，一开始这个公司其实从资本运作上也存在问题。这样一个收入模型还没有得到稳定来源和实践肯定的公司，一下就上市了，然后上市又对财务报表有要求，这使得你在短期的营收和长期的战略定位上经常产生矛盾，实际上是给整个经营团队带来很大困扰，也给我自己带来很大困扰。
那几年，我哭过很多次。吴征他是知道我的，我有这份文化理想。在阳光卫视后期，他跟新浪、贝塔斯曼等公司做了一系列资本操作。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他说，他是不是喜欢资本操作，但其实他是希望用资本操作的方式引进不同的合作伙伴，同时也让这个卫视平台能够撑得更久一点。我理解他的这份苦心，其实这也是说明他对我的爱吧。我觉得是。所以回头想想，他也非常不容易，真的。
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的.商业模型又出了问题，出于投资人利益考虑，你也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意面对和承认，前后有3年，反反复复。我也跟他吵过架，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那时候我们在上海住得多。有一次，在上海的家里，他很严肃地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的一个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
他这个话对我是很大的刺激，让我觉得，我得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自己。我终于做了决定。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有文化价值。毕竟那之后才有了*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各种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的出现。我经常被人嘲笑说，是用个人的一个商业行为，来完成一个国家该做的事情。
去年在世博会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王石，他还主动跟我谈起阳光卫视的事情。他说阳光卫视有它的成功之处，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了一种文化和商业的结合，虽然商业上不成功，但是为后来的人指出了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我不是一个溢于言表的人，但是你做的一件事情过了那么久还有人记得，并且有人肯定，我觉得很温暖。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的时候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在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也没什么，30岁失败总比50岁失败来得好点儿吧。但是当时，这件事情让我有极大的挫败感，甚至接下来的两三年都没缓过劲来。我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我发现，工作是带给我平复的最好的办法。我继续做《杨澜访谈录》，2006年开始做《天下女人》，后来，又有了天女网、澜珠宝和其他业务。
对于公司来说，这次失败也是一次完成战略转型和业务调整的机遇。公司过去是一个平台的运营商，在阳光卫视出售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内容提供商。但我在这之后慢慢看清媒体市场的走向：在一个整合媒体的时代，单一的媒体平台是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无论是品牌的推广还是商业的合作，都需要一个整合媒体的概念。“整合”现在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观点了，应该说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很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向，而且正因为我没有一个平台去经营的时候，这个又变成了唯一的商业出路，所以我们比较早就开始多媒体经营和战略的转型。现在看起来，这种预见还是正确的。
我们目前有三大业务板块。一个是以《杨澜访谈录》品牌为核心的精英阶层影响力社区。一个是以《天下女人》品牌为核心的都市白领女性影响力社区。第三个是我们在近些年拓展的新业务——承接地方城市大型活动和演唱会的制作。我们不仅是制作者，还会把城市文化推广和背后的立体宣传作为一种服务提供出来。这是公司成长性很快的业务。到2011年，这种大型活动和整合传播会占到公司一半以上的收入。此外，我们还有实体珠宝店、网络影视剧平台、信用卡开发等关联业务。这些业务都不是独立的，都和我们网络上的整合营销、整合传播捆绑在一起。
公司现在平稳发展，到2012年会具备更大的商业规模，这也得益于我过去四五年的积累。其实，我并没有想要做多大。可能吴征是做投资和金融的，有时候他会注重一种资本放大效应。但我做媒体还是喜欢踏踏实实的，对我来说，适当的规模和优秀的品质要比单纯的规模重要得多。不过后来我也发现，当你建立一个机构之后，这个机构会有自己的需求，它会成长，并且开始有自己的欲望。
去年，我做了《杨澜访谈录》的十周年庆典。10年前的杨澜还比较顺利，就是个乖乖女。如果见到那时候的杨澜，我会问她，是不是敢做一些挑战性的，甚至叛逆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叛逆性的事情，杨澜后来果然做了，并且是对整个电视行业现行*和运营方式的某种叛逆。
这10年的经历让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前几天，我带我的孩子去美术馆。那儿陈列了很多民间工艺品，其中有一种就是民间做馒头的那个范子，上面印个小鱼，印个小鸡，然后把它盖在馒头上面，馒头上就会有这个印子。我就觉得，我杨澜特别不需要去做一个范子。所谓模范，其实一个模字一个范字，我觉得特别不需要做那些东西。
这些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各有各的精彩，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来。我就做我自己。我的喜好，我的为人，骨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企业我自己说了算，我的节目我自己说了算，我没必要按别人的需求来塑造我自己。当然，我这些年也多了一些世故，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多了一些见识，看到过很多场面，也更淡定，但是归根到底，你要是能够做自己，那么所有这些失败的经验都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