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然后叫起一事先指定的同学问,这是什么,那同学说,台阶。程老师纠正说,错了,这是音阶。又问,这念什么,那同学便说

2、程老师又说,错了,这念哆来咪发索拉西。这段对答既机智又显节奏,是课堂教学鼓励参与的范本。   正式观摩时,意外发生了,程老师画毕台阶,标好数字,转身笑吟吟地发问,这是什么,那同学倏地站起居然紧张地说,音阶。一时间,课堂死一般寂静。后来请教过相声业内人士,行话称此为“砍牛头”;如能继续应答,脱离设计称为“现挂”。这等绝活儿,非大师所不能为也。   我在农村小学上了三年,后随军迁往市内。   我掰着手指称颂和感激这些一生一世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确是我的启蒙之师,常老师教我朗读要声情并茂,程老师教我唱歌要用心唱而不单单是用嘴。   班主任王老师更是教我们学认字也学做人,她让班里的一个后进生和我结成对子,让我们互帮互助。到了期末,这位农家子弟尝到了考试成绩优秀的乐趣,我学会了辨别麦糠和锯末的同时,还因帮助别人,内心升腾起崇高感。初写作文,王老师没因我写扫墓时用了“敲锣打鼓”字样而讽刺挖苦,只是问我,仔细想想,敲锣打鼓了吗?不久,我在另一篇作文中描写运动会,用上了“运动员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起跑线”,被她大加赞赏,当成范文。这些都使我体会到,成功的确让人心旷神怡。   考上大学后,我曾揣着衣锦还乡的念头去看她。她真高兴,顺着*爬到家里的地窖去给我拿好吃的,当我看到拿上来的只是一盘廉价水果糖的时候,我掉泪了。我知道,她的日子一直很清贫,想一想,王老师已经是近五十岁的人了。   现在的学生真苦,虽然他们眼界开阔,知识也很丰富充足,那时的我站在现在的他们面前,只是个*乡巴佬而已。可他们真亏,他们没过上踏进校门还少有压力的日子,不可能每天在清澈的河边遍尝野果、吃自己摸来的鱼、一年享受4个假期,不可能花大量时间专门唱歌,不可能基本上不受老师批评,不可能错了一道5分的题却因卷面整洁又加5分而重获100分,不可能拍着胸脯说,我受的是素质教育。   我把写完的文章拿给同事看,他表情一会儿凝重,一会儿轻松。看罢,他发问,什么叫素质教育?我胸有成竹,素质教育就是一边学书本,一边玩。在书本上认字,在玩的时候学书本上没有讲到的人生道理。   我是不是显得既保守又落伍?   不说了,如果尊重个性,就应该允许一拨有一拨的活法。   下面这段文字,写给我自己所属的这拨。   “把枪交给吉尔吉,这次任务你不能去。”   “我真想把你扔到河里去。”   “你永远也过不了国境线。”   “吃心补心,吃肝补肝,吃眼睛眼睛发亮。”   “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我们的心中充满欢乐。”   想起来了吗?想起了什么?我敢保证,想起的那些,不管是什么,都是你的第一次。

3、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励志人物故事   1971年,我8岁,小学一年级。我读的是农村小学,我的同学也大多是农村孩子。二十多年后,我想起他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淳朴和可爱。值得自豪的是,那时学生承受来自学习的压力远没有今朝这般沉重,有了悠闲你才能觉出天很蓝,水也很清。   学校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井,井口和珍妃跳下的那口一般大小。传达室刘大爷身兼数职,下课前,他会从井里打出两桶水来。上课或下课都听他摇铃铛。刘大爷长得很凶,烟也吸得很凶,但他通常是笑,一笑,烟便从嘴角溢出,飘在空气里。学校是个大四合院,传达室设在院门口,每天到了门口,一迈上台阶,闻到浓烈的烟味,就意味着今天的学习开始了。   学习的事如今基本上都忘了,隐隐约约只想起了几件。   一次是语文观摩课,由年级组年纪最大的常老师为我们授课,外校的老师观摩。这事很重要,所以要提前几天彩排。   我被指定读课文的前一段,课文的名字是《一条破棉絮》。我怯生生站起来:一条破棉絮……   常老师打断道,这怎么可以,这是一篇控诉旧社会罪恶的课文,应该怀着深厚的感情来读,来,跟我念。   一条破棉絮。   一条破棉絮。   我始终没昕出,两条破棉絮有何不同。   正式上观摩课时,常老师亲自念了课文的大半。我印象中,她的声音很厚实。略有些沙哑,因而很有感染力。我们坐在下边,情绪很激动,因有人围观,也很紧张,感动加紧张,整整一堂课,心都在怦怦跳。   印象最深的就是音乐课了,学了多少歌无法统计,只是每当听到熟悉的旋律,脑海中总能浮现当年的场景:放学后,文艺骨干围在院子当中,大树下程老师一挥手,歌声飞上了天。   程老师视力不好,似乎是严重的斜视,总搞不清他在看谁。头发花白,永远是一身深蓝色的制服,领子旁边的肩上永远有粉笔末。   除了歌,还有舞。每次逢年过节文艺演出,总在各班文艺骨干中一再挑选,自然是强中选强。节目也丰富,独唱、合唱、表演唱、天津快板、舞蹈都有。   我参加排练的'是群舞《地道战》,构思很巧,二十多个学生手拉手在旋律中变换队形。由于表演难度过大,经常出现满拧的场面,只好不断调换主要演员,最终我落选了。   其实,生活中安知非福的事情总有,那次盛大的演出,我最终出演了压轴节目的主角。在歌舞剧《野营路上》中我扮演部队指导员。   故事并不复杂:解放军野营拉练,是日艳阳高照,战士们因供水不足口渴了,恰好路过老乡的甜瓜地,有人提议花钱买瓜,指导员我谆谆教诲,打锦州时我军住苹果园而不吃苹果,今朝我们路过瓜地也绝不吃瓜。这一幕被老乡看见,老爷爷摘了两筐瓜率孙子、孙女一路追将上来,群众非让吃,子弟兵就不吃,于是出现了一幕感人的场面。   我穿的是父亲找来的军装,他在部队做政委。父亲拿的大概也是部队小文艺兵的演出服,帽子尤其大,帽檐经常和眼睛不呈一个方向。戏的结尾是高潮,老大爷说吃吧,战士说不能吃,相互推让了几个来回,僵持不下时,指导员我迈上了一个台阶:同志们,让我们一起唱首歌吧。于是我指挥,歌声起。   歌声中,戏结束了。到傍晚入睡时,我还在想,那瓜到底吃没吃呢?二十年后,我把这道题出给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当然。   演出格外成功,于是第二轮到附近的大队、部队、家属院巡回演出。到父亲所在部队演出时,他作为政委在我们谢幕后走上台逐一和演员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当然也握了“指导员”的手。我印象中,我们父子正式握手只有这么一次。   文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程老师的音乐课自然也成了观摩课,自然也有彩排。表演的是音乐基础教学内容,彩排时程老师先在黑板上画出台阶,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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