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致辞（之一）
静悄悄地，记者的日子又来了。
因为和Ranran感冒，所以今天我看了《二读：中国记者也有个节日》，我意识到11月8日是“记者节”，甚至是半天的假期。为此，云南26家国内媒体“宣誓放弃“灰色新闻””：“成为负责任的媒体将使新闻变得更温暖，更阳光，更强大。”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媒体和记者一向拥有“社会良知，无冕之王”等称号。如果他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有勇气承担责任，而不是顺应潮流和追求利润，那当然就是社会和社会。人民的祝福。
另一方面，记者节不仅需要强调责任，还需要强调权利，而不仅仅是福利。我们仍然经常听到有关记者遭到殴打，辩护，限制，传唤，错误指控等的新闻。在这样的新闻和舆论环境中，如果记者的采访，知情权和人身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如何我们能否确保公众可以接受真理和阳光？
记者是观察员，记者和记录员。在每个重大事件中都有记者在场。在这个时候，记者成为见证人和记录员，扮演着古代历史学家的角色。
吴昊：“做负责任的媒体”
要成为负责任的媒体，我们必须首先对新闻负责。我们必须对公众负责；归根到底，我们必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目的是重塑新闻媒体的信誉。只有在“负责任的媒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走上开放，透明，阳光和开放的道路。
我记得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一篇有关新闻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文章。文章认为历史是古代新闻，而新闻是当代历史。这句话值得重复。我一直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研究历史，以加强对事件的整体把握，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历史学家还应注意时事，以使生命充实。历史和现实可以相互比较。
我们生活在历史中。今天的当前事件是明天的历史。在中国，我们既不能准确地报告时事，也不能善于回顾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既没有新闻，也没有历史。结果，我们沉迷于不断进步的错觉，但走在了旧路上。我们以为我们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而是两次，三次或多次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我们每天都在苏醒，但最终，我们被新的石头绊倒了很多次。
记录事件是一种无助，这是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同时，我相信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鲁迅先生在《呐喊》的序言中记录了他与钱选同先生之间的熟悉对话。
鲁迅：“如果一个铁房绝对没有窗户，很难打破，里面有很多熟睡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死于窒息。但是，您不会因为睡着而死亡而感到悲伤。现在，您我大喊大叫并惊呆了更清醒的人，使这些不幸的人遭受了无法弥补的垂死之苦。你认为你值得他们吗？”
钱宣统：“但是，既然有几个人起来了，就不能说没有希望摧毁这座铁房。”
当看起来无望时，那些愿意睡觉的人会继续睡觉。不想睡觉或无法睡觉的人可能希望加入录音机行列。
幸运的是，我们社会中的记录器数量正在增加。过去，我们听说过神话般的西方记者，他们周游世界，可以将文字和图片传输到报纸，并随时在报纸上发布。今天，这已成为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唯一的区别是大多数人只能在线发布。可以说，每个在线作者都是广义的记者。他们提供了很多新闻。
幸运的是，在线报告和记录已经发挥了作用。周正龙虎朝事件，“偷看”事件，周久庚事件，邓玉娇事件以及连续六次经济适用房事件均受到社会关注，其中一些已得到应有的处理。
刘松洛曾在《高价与土地之王：我们不能做，但我们可以记录下来》中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们可以记录下来。我们必须记住：谁在操纵价格，谁在放松管制，以及哪些专家在争夺财阀。总之，谁在伤害国家和人民。我坚信报应会来。”此外，如果我们记录下所见的暴力拆除，记录下市政工程中的腐败行为以及记录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中的违反法律和纪律的行为，将会形成威慑作用，并促进中国的进步。
在撰写本文时，我看到了《南方都市报》的社论，“记者：观察员，记录员，参与者，变形金刚”。在这里，向南方都市报致敬。
我们是社会的记录者。我们拒绝权力，忘记，商业霸权和泛娱乐性，并努力为社会和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我知道，仍有许多在线关注事件尚未解决，有些事件甚至无法在Internet上讨论。但是我坚信，只要有人还在录音，中国就有希望。
记者节致辞（二）
去年的记者节，我感到很激动，因为没有发表报告。我记得今年的记者节是因为祝贺短信。当然，今年的记者节也是一个巧合。刚才有一份我自己的特别报告，但这是关于人民政协副主席的。这就是为什么领导者早上打电话来的原因，人们仍然有点担心，因为担心参与政治。可以说，记者节不是媒体专业人士的节日，而是更多地提醒我们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同时，在当前环境下，媒体的生存和媒体从业者的发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这是光荣的头衔吗？但是在这个系统中，许多人声称自己是新闻工作者和农民工，而悄悄的钱已经出现在社会中，这确实使人们感到有点自以为是。我记得研究生毕业会议。尽管机会很多，但我是作为导师来到媒体的五个门徒中的唯一一个。这是对我信念的坚持或对老师的安慰！到目前为止，也许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正在学习新闻学。做一个优秀的记者不是理想吗？考虑到眼前利益的理想和现实，实际上也关注发展的未来。
成为记者不仅在外部环境中，而且在媒体本身的环境中。作为一个有思想和执着的记者，面对探索真相的兴趣，障碍和困难的诱惑，（）也许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克服它，但是如果我们添加自己的环境，我们是寄生的媒体环境不是理想的完全没有那么，我们真的在谋生吗？在我的身边和同龄人圈子里，我感到除了支持家人外，大多数人的心中实际上还有某种精神上的寄托。这种精神上的寄托，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探索真理，报道有关人们关心或满足人们的娱乐和娱乐的新闻更为实际。实际上，我们实际上可以帮助人们。我们有工作上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来自于我们的内心，尊重，社会和人们对记者的期望。因此，记者行业具有职业信仰，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但是，如果整个社会舆论环境和生活环境恶化，我们的坚持就能超越现实吗？
在对记者抱有太多信任和期望的同时，我们是否曾经问过自己，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人民的感受？每个人，除了专业身份外，每个人都是公众。对于家人，亲戚朋友，熟悉和陌生的人，我们是否都保持了人心？什么？人类的内心是人类的善良，人类的爱心，人类的同情心和寻求尊重的人类进步。每个人都希望安全生活，每个人都希望有尊严地生活。因此，对记者的期望既是要求也是对自己的责任。记者与人不同，但人也有自己的要求。人民的媒体素养可能是一个职业问题，也是公民素养问题，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并希望在保护自己的权益时受到公平对待，那么不仅需要对新闻工作者有要求，而且还需要人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希望记者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希望。这样，记者不仅可以做得更有希望，更专业，而且同时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好。
希望与失望与我们同在，荣耀与损失并存。记者的工作是光荣的，也是艰辛的。在记者时代，这不仅是媒体从业人员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望和努力。环境不是您自己或我的，而是每个人的环境。
刘松洛曾经说过：中国的问题，特别是腐败，是在缺乏报道，缺乏记录和对旧新闻进行审查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因此，中国需要能够冷静观察时事，客观地报告和准确记录时事的人。在重要时刻，他们可以拿出历史记录进行社会比较。当社会沉没时，他们的是非标准就不会随着社会而沉没。当社会扭曲时，他们的记录不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当社会选择忘记时，当社会沉迷于娱乐时，他们应该记住那些可能使自己，强者和公众不高兴的事情。当然，记者和学者应该是肩负这一使命的人。
我不怪公众。公众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有权只考虑眼前的事物。同时，有人应该考虑长期问题。这是社会的劳动分工，与精英和民粹主义者无关。有些人的假名，或假名产生的实际利益，应该来自于他们对公众没有考虑的问题的考虑，以及公众不承担的精神痛苦的负担。
如果某人不想再忍受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可以选择撤退，让新来者担当这种社会角色。但是，如果某人不愿意承担痛苦和冒险，但仍然将自己视为新闻工作者或学者，这就是欺诈。至于那些歪曲事实，模糊逻辑，提倡忘却，瘫痪社会，减轻社会痛苦的人，应该被称为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的败类。